第一部（第11/13页）

一只猴子在附近竹林里尖叫。

“我这么做全是为了这些兵。”雷克斯罗斯上校说。

16

树木开始抽出新叶，叶子开始遮蔽天空，天空变得黑暗，黑暗越来越多地吞噬着世界。食物越来越少。季风来了，刚开始他们心存感激，这在他们领教雨水所警示的一切之前。

接着，“计程器”开始了。

“计程器”意味着不再有休息日，劳动定额涨了又涨，定期工时变得越来越长。“计程器”使已经很模糊的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区别变成了更模糊的病人和垂死者之间的区别，由于“计程器”，战俘越来越经常地被指派工作不只一班，而是两班，白天晚上都如此。

雨水如同倾盆而下的洪流，柚树和竹子向他们围拢，围得越来越紧，雷克斯罗斯上校得痢疾死了，跟其他死者一起埋在丛林里。多里戈·埃文斯承担了指挥权。向墨色天空伸展的巨大绿色力量把他们拽回乌黑的淤泥中，这时他宣布了将从军官薪俸中征取的用来为病人购买食物和药品的钱数。他劝说、诱哄、坚持军官必须出工，与此同时，无休止的绿色恐怖越来越沉重地压迫他们布满疥疮的身体和动摇的意志力，他们发热的头和患溃疡、肮脏的腿，他们总在拉屎的屁股。

这些士兵当面称多里戈·埃文斯“上校”，但在其他场合，他们叫他“大家伙”。面对这些士兵指望他现在来承担的一切，“大家伙”有时觉得自己太渺小。多里戈·埃文斯和“大家伙”有着相同的容貌、习惯和说话方式。但“大家伙”很高尚，多里戈不高尚，“大家伙”勇于自我牺牲，多里戈很自私。

他察觉自己正谨慎地摸索着扮演的这个角色，时间长了，身边的士兵越来越认可他扮演角色的真实性。好像他们在用自己的愿望创造他，好像那儿必须有“大家伙”，怀着这样迫切的需求，他们日渐增长的敬意、他们的窃窃私语、他们对他的看法都在不知不觉中诱使他表现得全然不是他自己。似乎不是他在用榜样的力量引领他们，而是他们通过个人崇拜在引领他。

现在有他的领导，他们一起蹒跚走过那些日子，累积起来像一声越来越尖厉、永不止息的尖叫，一声水淋淋的绿色尖叫，多里戈·埃文斯发现，奎宁引起的半聋和疟疾导致的恍惚把这尖叫反常地放大了，使一分钟像一辈子那么缓慢，有时他们连一个星期的苦楚和恐怖都想不起来。有关它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等待某个永不到来的结局、某个为他和他们赋予它以完整意义的事件、某种把他们从这地狱中解放的情感净化。

然而，还有偶尔享用的鸭蛋，粘在一两个指头上的棕榈糖，一个笑话，被重复一遍又一遍，被充满爱意地修饰鉴赏，好像它是它承载延续的那种珍稀美好的东西本身。这些让幸存成为可能。仍然有希望。在不断变得松垮的军帽下，一直在瘦下去的俘虏依然自语诅咒——他们被横扫进一个非人间的世界，在那儿像蝼蚁似的活着，在那儿唯一要紧的是铁路。作为被分配的路段赤裸裸地宰制的奴隶，他们除了绳索、木棍、榔头、撬杠、草篮、锄头之外一无所有，用肩、背、腿、胳膊、手，他们开始为这条“线”清除丛林障碍，砸碎岩石，运走土块；为修建这条“线”，他们搬来枕木、铁轨。作为赤裸裸的奴隶，他们在这条“线”上挨饿、被殴打、被驱迫卖力干活，直到精疲力竭。作为赤裸裸的奴隶，他们开始为这条“线”死去。

没人能确切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虚弱的不能确切地知道，强壮的也不能。死人数目开始持续增长。上星期三个，这星期八个，天知道今天会有几个。作医院用的棚屋不像医院，只有危重病人能躺在长长的、铺着用薄木条拼接的床板的地台上，躺在污秽和腐臭中，那儿眼下住满垂死的人。营里不再有健康人，只有病人、重病人和垂死的人。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觉得摸不着女人是惩罚的日子早过去了。连对女人的念想都早已消失了。现在他们唯一想着的是食物和休息。

饥饿导致的衰竭和死亡肆虐着这些澳大利亚人。它潜藏在每个人的每个举动、每个想法中。他们借以抵御它的只有澳大利亚人的机智，但它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比他们的肚子还空虚的见解。澳大利亚人的漠然和澳大利亚人的诅咒、对澳大利亚的记忆，以及强调平等、友情、团结的澳大利亚男人的行为模式——他们努力想凭着这些团结起来。但没想到，要抵御虱子、饥饿、脚气病，抵御偷盗、殴打和越来越繁重的奴隶似的苦工，澳大利亚没有价值。澳大利亚在收缩发皱，眼下一粒米比一个大陆板块要大得多，唯一与日俱长的是这些兵破烂下垂的军帽，隐约看去像大得出奇的墨西哥阔边帽，帽檐下是枯瘦的脸和空洞的黑眼睛，已经跟布满黑影的洞差不多，等待蠕虫爬入。

死人的数目仍在持续增长。

17

多里戈·埃文斯嘴里充满了唾液，为了不让自己流口水，他不得不好几次用手背擦嘴。盯着躺在军用铁锅中长方形盒子里的牛排——切得歪七扭八，满是软骨，还烤过头了，煤烟色的牛脂在生锈的军用铁锅里涂得这儿一块，那儿一块——他怎么也想不起世上还有别的什么他更想要。他抬头看着那个把牛排拿来给他当晚饭的厨房勤务兵。他告诉勤务兵，前一天晚上，黑衣王子带一帮人从一些泰国小贩那儿偷来一头母牛，在灌木丛里杀了，用牛眼周围的肉贿赂了看守，把其余的偷偷交到厨房。一块牛排——一块牛排——从牛身上割下来，烤好了，送来给多里戈当晚饭。

多里戈·埃文斯看得出来，厨房勤务兵在生病，一个病人——如果不是生病，怎么会在厨房里干活？——苦于一种或多种由饥饿导致的疾病，多里戈·埃文斯知道，在那时，牛排对那个人同样是世界上最值得渴望、最不同寻常的东西。做了一个急促的手势，他告诉厨房勤务兵把牛排拿到医院去，跟那儿病得最重的人分着吃。厨房勤务兵不确定他是否当真。他没动。

“大家想要你吃，”勤务兵说，“长官。”

为什么？多里戈·埃文斯想。为什么我说不想吃？他不顾一切地想吃，大家要他吃——作为某种供奉。但尽管他确信没人会为他吃牛排而心怀不满，他还是把它理解成一场必须有很多见证人的考验，一场他必须通过的考验，这场考验将会成为一个他们都认为不可或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