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17/30页）

“来，”多里戈·埃文斯说，“在火燎上来以前，我们把他放上去吧。”

13

他们抬起裹在带有大便斑块的肮脏毯子里的兔子亨德里克斯，把他和别的尸体并排放，把军用挎包放在他身边，把素描本跟军用挎包放在一起——挎包里只有一个军用套餐盒、一把勺子、三支画笔、几只铅笔、一个小孩用的水彩颜料盒、他的假牙和一些放久的本地烟草。得霍乱死的人总轻得让人毛骨悚然。自从随军牧师鲍勃死后，主持葬仪的就成了林赛·塔芬，他原先是英国国教教会的牧师，因为某些不得而知的邪行被剥夺神职。但他踪影全无，火开始烧灼尸体。

“上校？”中东辣酱开口了。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紧迫，责任所在，按军阶首当其冲，多里戈·埃文斯临时承担了举行葬礼的事宜。葬礼总让他感到无聊，所以他记不得正式葬仪应该怎样，他表演了一个戏剧，他希望他的演技差强人意。开始前，他必须问清楚后来被抬来的尸体的姓名。

“米克·格林。炮兵。西部澳大利亚人，”中东辣酱说，“杰基·米诺斯基。纽卡斯尔的锅炉工。”

多里戈·埃文斯把这两个名字存储到一个永不磨灭的记忆中，它只被唤起过两次，在两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主持的葬仪和多年后他的临终遐想。给葬仪收尾，他说在这儿他们向上帝举荐四位好人。但他并不清楚上帝跟这一切有什么瓜葛。没人还谈起上帝，连林赛·塔芬都不。

多里戈·埃文斯低头致敬，从火堆前走开，吉米·比奇洛走上前；为了把可能藏在里面的蝎子或随便什么节肢动物赶走，他把军号甩了甩，举到唇上。他嘴里一团糟，上颚在一块块脱皮，嘴唇肿得老高，舌头又肿又疼，米粒尝着像炮弹爆炸射出的滚热铅粒，在嘴里动弹不得，像一块让人极不舒服的木头，拒绝履行本职。“大家伙”说他得的是缺乏维他命导致的糙皮病。他只知道目前舌头挡住了嘴必须压进号角里去的空气，这样，他就无法吹号。

然而，把军号举到唇上，开始演奏他烂熟于心的曲调，他还是陶醉在这旋律的非同凡响中。开始只是低音符，他能应付。然后，音调加速——他一直坚信这是这首《最后岗位》变得气势磅礴的关键——为了吹出音符上必需的短促停顿，他必须做出耗尽心力的努力，与整个身体对抗——旋律渐进，达到高潮，再慢慢变成袅袅余音。吹奏时，他感觉舌头不复存在，他是在用一个长宽四英寸、厚两英寸的木块轻叩号嘴，他盼着这能使音符暂停，使音调具有靠舌头伸缩控制气流所能吹出的旋律，使这曲子被赋予魔力。

像应对这黑暗阴郁的丛林世界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吉米·比奇洛不得不临场发挥——舌头像鲸鱼，巨大沉重，他就让气流从它周围的间隙溜过，以此骗过它；神经末梢在尖叫，他就集中注意力把音节吹得毫厘不差，恰到好处，为所有将留在丛林、永远找不到归乡路的他们把曲子再次吹得浑然天成，以此骗过尖叫的神经末梢。演奏完毕，眼泪让他尴尬，这不是由于任何感触，在那一刻，他的感触不比昨天或昨天前的那一天在五个葬礼上演奏时更多，它来自身体的疼痛。他快速把脸转向别处，为了不让人知道吹奏一个简单音调对他而言变成了怎样一场艰苦试炼，为了不让人以为他出人意料地变得多情善感了。

吹奏这支令人心悸的军号曲，这篇死亡乐章，他浑身像火烧，然而，尽管如此，他照常继续吹奏，再听一遍，不懂它什么意思，怨愤他们死了，知道他必须老是吹奏这首他恨它超过所有其他曲子的曲子，但他下决心永远吹奏它。他曾经被告知它讲的是哪些事，但它讲的不是那些事。比如，战士可以安息了，他的天职完满了。什么天职？为了什么？有谁死后会得到安息？他眼下吹奏它，在有生之年他不会停止吹奏它，问这些问题——在澳新军团日，在战俘聚会上，在官方活动中，时不时，在家里，在深夜，当记忆如潮，把他淹没。他希望人们就事论事地解释它。但人们把它变成其他种种，他对此束手无策。音乐对问题发问，这些问题永无终结，吉米·比奇洛的每次呼吸都在一个铜质圆锥体中变得壮大，涡旋状延展，冲出来，冲向人们分享的对超越意识、时间、现世等极限的梦想，这梦想在这声响生成的同时也消亡了，这梦想与人失之交臂，直到下一个音符、下一个乐段、下一次……

战争刚结束，人世间就变得好像战争从未发生过，只时不时地像床垫上让人睡不舒服的鼓包，半夜冒上来，把他带进一种不愉快的清醒状态。无论怎样——中东辣酱后来说——它并不真的长得要命，它就是好像该死的永不到头。后来，它到头了，有段时间，很难回忆起太多。每个人都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阿拉曼，在图卜鲁克，在婆罗洲奋战，乘北海战舰航行。再说，现在有生活要过。战争是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暂停。工作、女人、房子、新朋友、老家、新生活、孩子、升职、解雇、病痛、死亡、退休——霍巴特是在战俘营和那条“线”之前就有，还是之后才有，也就是说，是战前就有，还是战后才有，吉米·比奇洛很难记起来。要相信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全都确实发生过，要相信他见过那些他曾见过的事，这变得很难。有时很难相信他真的参过战。

吉米·比奇有过一些好年景，有了孙辈，慢慢变老，然后，那场战争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他的意识中，那场战争之外他活过的九十年缓慢消解。最后，他几乎不想别的，不说别的——他认为除了那场战争，别的几乎什么也没发生过。有段时间，他能像战时那样吹奏《最后岗位》，怀着一种与己无关的感情，把它当作责任，当作他之为军人的一项工作。那之后，很多年，几十年，他一次都没吹过它，直到他九十二岁，第三次中风，躺在医院，奄奄一息，他用那只还能动的胳膊把军号举到唇上，再次看见浓烟，闻到烧灼的人肉味，猛然间，他意识到，只有它曾经发生在他身上，除此以外，什么也没发生过。

“跟上帝我没什么可争的。”多里戈·埃文斯对布洛克贝克说，他们把竹子向火葬堆上推着、捅着——为了让火焰把尸体包裹起来。“我压根儿也不想跟人讨论他存在还是不存在。我恼火的不是他，是我自己。那样给葬仪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