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12/15页）

“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村说。

佐藤没作出回应。在他作为人的最深处，中村觉得他跟全体日本人一样，是受害者，是的——他、郁子、他被处决的同伴、日本国本身。这个看法基于情感，解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甚至他的悲惨生涯——机密和规避、伪造身份、与他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但佐藤的故事让他激动起来，其中仿佛有一个恢弘自由的远景。

“您听到过地震快结束时那种怪响吧？”佐藤问。在暗下去的天光里，他疲乏的脸越来越模糊，“震荡和狂摆完了，所有东西——挂在墙上的画儿、镜子，窗框里的玻璃，钩上的钥匙——全抖起来了，发出怪声？在屋外，你经历过的每样东西也许永远消失了？”

“当然听到过。”中村说。

“好像世界正发出在热浪中抖动的响声？”

“是。”中村说。

“美国人的心脏被放到解剖室的称重仪上，不锈钢秤盘发出嘎嘎的声音，就好像这样的响声。好像地球在颤抖。”

佐藤把脸收紧成一个奇怪的笑容。

“你知道他为什么信任我？”

“石山教授？”

“不，美国飞行员。”

“不知道。”

“他认为我穿白大褂意味着我会救治他。”

10

中村和佐藤没再谈起佐藤的过去。但他故事中有些东西开始困扰中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棋下得越来越少。这个外科医生原先在中村眼里是一个那么有趣又和蔼的伙伴，现在不知怎么了，中村发觉他又迟钝、又乏味，下棋成了一个任务，必需忍耐下来，而不是让人愉悦的享受。他察觉这感觉在变成相互的，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从前从没经历过，也觉得无法解释。佐藤不再出现在储藏部办公室，跟中村一起抽烟小憩，中村发觉他自己也在避免去医院可能会碰到佐藤的区域。终于，他们不在一起下棋了。

跟佐藤变得疏远的同时，中村跟其他人亲近起来，为了作为人在某种意义上活得更真实，他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他渐渐懂得了有很多人也把自己看作战争受害者。这些人在战时尽职尽责完成任务，他们下定决心不让自己有羞耻感或负罪感。他意识到一个时期结束了——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不是自己所说的样子。每个人都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只记得能诉诸言说的事。当最后一个被关押的战犯被释放后，中村弃除掉所有欺骗性的伪装，他确信诚实地过日子最好，他改回他的真实姓名。第二年，他跟郁子结了婚。

他们后来有了两个女儿，健康的孩子，随着她们长大，她们深深地爱上了温和的父亲。小女儿冬子六岁时被校车撞了，差点儿死掉。关于那时，冬子最重要的记忆是父亲日夜守在床边，头低着。在女儿眼中，他几乎像另一个世界的人：把衬衣扣子扣错，忘记系皮带，还操心不要伤到蜘蛛或蚊子——他把蜘蛛捉住，拿到屋外，他拒绝拍死蚊子。

他变成了一个他想象中的好人，只有他体会到这种转变核心的奇怪之处。伪善？救赎？负罪？羞耻？刻意为之还是无意识的？谎言还是真实？无论怎样，他督办过很多例死亡，有时他觉得他甚至可能参与过其中一些，这让他有一种近乎残忍的自豪感，这自豪感毋庸置疑，也绝不矛盾。但他不觉得负有任何责任，时间洗刷掉他对所犯罪行的回忆，让他的记忆转而培育好事和关于情有可原的环境的故事。随着年月逝去，战俘营使他寝食难安的记忆变得少之又少，他发现只有这少之又少的记忆也令他寝食难安。

更多出于好奇而不是乐观，一九五九年春天，中村申请了日本血液银行的一个职位。他出乎意料地得到了面试机会。一个冬天的清晨，他很早坐上火车去大阪。在日本血液银行总部，他们叫他等着，直到快吃午饭了，他终于被引进一间非常宽敞的主管办公室——他原以为会在一间会议室。他被安置坐下，又等着。办公室里没人。过了一刻钟，身后的门开了，一个声音告诉他不要起身，不要转头看。他感觉有手指沿着一个新月形划过他的后颈。接着，在身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吟诵：

海行水渍尸，

山行草生尸……

中村当然知道《海行》，这首古诗在战时曾经那么流行，每次收音机里都是以它来宣布一场战斗的开始——一成不变地宣布日本士兵有尊严地死去了，没有屈辱投降。中村吟诵最后两行，好像它是接头暗号。

天皇身边死，

无悔无返顾。

他感觉那只手又在他脖子上。

“这么好一个脖子，美妙的脖子。”他身后那个人说。

中村回过身，向上看，这个人头发白了，刺棱棱的，体形更肥壮了，但脸还是原先的鲨鱼鳍，虽然更松弛一些了，现在还在笑。

“我必须看见你的脖子。我就是得弄清楚你跟我认为你是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你看，我绝对什么都记得。”

碰到中村质询的目光，幸田做了解释。

“几个先前在伪满洲国的伙伴认为我或许能在这儿做一些有用的事。”

面试剩下的部分是走过场，好像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中村将要离开时，幸田恭贺他得到了新职位。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村告诉了郁子发生的事，他几乎失控，要抽泣起来。

“你怎能事先料到这样的慷慨？”他问郁子。

★★★

几十年后，年轻的日本民族主义记者大友太郎上门拜访现年一百零五岁的杰出军人幸田四郎，他希望纠正大部分既定的、关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角色的误解。他读过幸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发表在一些禅宗杂志上的几篇文章——讨论日本武士道深刻的宗教精义。幸田论证说，在禅宗启发下，日本人认识到在终极意义上，生死之间没有界限，这使日本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也有如此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大友太郎随同辖区官员和当地电视台摄制组前往祝贺幸田一百零五岁生日，但家里没人。

大友太郎年轻，求成心切，不愿放弃，他煞费周章访到幸田的大女儿良子，向她再次表达他的良好用意，希望通过她见到这位年迈的老兵。但良子不赞成大友太郎这么做，说她父亲身体不好，不宜跟生人讲话，尤其关于那场战争和他的军人生涯。他这么老了，在这样的年纪，他努力要变成一个活菩萨——她告诉大友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