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7/37页）

“再拍一张给Mutti（妈妈），”伊娃说，“把她抱在怀里。真漂亮131。请微笑！”厄苏拉观察过伊娃手持相机，兴高采烈、自信满满地跟随元首的样子，在他不避镜头、不将帽檐滑稽地拉低仿佛一个伪装失败的间谍时，抓拍他的照片。他不喜欢她给他拍照。他更喜欢摄影棚里美化人物的灯光，喜欢摆拍里昂扬的姿势，而不是她钟爱的抓拍照片。伊娃则不同，她爱照相。她不仅希望被摄入照片，甚至想去拍电影。“Ein132就行。”她想去好莱坞（“等到有一天”）扮演她自己。“拍一部讲我自己的电影。”她说。（摄影机的出现让伊娃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显然，元首承诺了要帮她达成此事。元首自然是到处承诺了许多东西的，不然也坐不到今天的位置。

伊娃重新对好禄莱相机的焦距。厄苏拉庆幸没带来自己的旧柯达，不然未免相形出绌。“我给你印一套。”伊娃说，“你寄回英国给你父母。照片以山为背景，很漂亮。现在，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Jetzt lach doch mal richtig133！”

此处拍摄的所有照片、存在着的所有事物，均以群山为背景。起初，厄苏拉还觉得它们很美，逐渐地，她感到来自雄伟壮阔的压迫。高耸的冰封的悬崖、急流的瀑布、无边的松林——自然和神话两相融合，成为德国式崇高灵魂的象征。对厄苏拉来说，德国的浪漫由伟大和超凡写就，相形之下，英国宁静的湖泊实在太驯顺了。而英国人的灵魂，如果它有一个栖居之所，一定也是类似后花园这样毫无英雄主义情结的地方——一块草坪，一床玫瑰，一排荷包豆。

她该回家了。不是回柏林，回萨维尼广场；而是回英格兰，回狐狸角去。

伊娃让弗里妲坐在平台四周的矮墙头，厄苏拉立即将她抱了下来。“她不喜欢高。”她说。伊娃自己很喜欢坐在矮墙头，也喜欢带着狗和儿童在墙边走来走去。墙外峭壁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直插山下的国王湖，视之令人目眩。厄苏拉想起小小的贝希特斯加登，想起它家家与世无害的窗台盒里盛放的老鹳草和那伸向湖水的草坡，心中感到难过。1933年与克拉拉去那里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美院教授已经离婚，克拉拉随即嫁给他，如今已有了两个孩子。

“尼比龙猫就住在上面。”伊娃指着环绕的山峰告诉弗里妲，“还有魔鬼、女巫和恶狗。”

“恶狗？”弗里妲不敢置信地重复。她已被伊娃那两只恼人的苏格兰猎狐梗尼格斯和斯塔西吓坏了，再也经不起矮人和魔鬼的惊吓了。

而我听说，温特斯山上躲藏的，并不是妖魔，而是查理大帝。他在山洞里沉睡，等待正义与邪恶决一死战的时刻，将他唤醒。不知是什么时候。她心想或许快了。

“再来一张，”伊娃说，“笑开一点！”禄莱相机的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与阳光较着劲。伊娃还有一台电影摄像机，是狼先生送给她的一件昂贵礼物，两人没有因为她设备精良而被摄为彩色活动影像，厄苏拉觉得她应该感到高兴。厄苏拉想象后人翻阅伊娃（众多）的相册，一定要奇怪那里面的厄苏拉是何许人，或许会将她误作伊娃的妹妹格丽泰，或朋友赫塔，这些历史的注脚。

有一天，这一切自然都要一并交付给那同一场历史，这山峦也逃不过——岩石终成沙土。大多数人在懵懂中经历了一些事，只有回过头才看得出它们的意义。元首不一样，元首时刻在有意识地为未来创造历史。只有真正的自恋狂才办得到这一点。而那一边的柏林，斯佩尔正在建造千年后即使变得残破依然不失美感的建筑，作为对元首的献礼。（这样宏大的视角！厄苏拉的日子却是一小时一小时过的，这又是做了母亲的缘故，未来对母亲来说与过去一样秘不可测。）

斯佩尔是唯一对伊娃态度和善的人，故此厄苏拉对他赋予了相当的好感，虽然这种程度的好感他或许根本配不上。他同时也是一心想成为条顿骑士的男人里唯一模样好、无伤残的一个，不似低级官僚，要么矮得像蛤蟆、要么肥得像猪——或更恶心的什么东西。（“而且他们都穿着军装！”她写信给帕米，“但这都像假的一样。仿佛住在《曾达的囚徒》里。这帮人都相当善于胡诌。”她多么希望帕米能在她身边啊，而帕米又会在对元首和他手下人物的个性分析中得到多少乐趣！她肯定会说他们都是些不懂装懂的家伙，只会唱冗长无谓的高调。）

私下里，于尔根说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都有人格缺陷，而台面上，他也表现得仿佛帝国忠实奴仆的一员。Lippenbekenntnis，他说。嘴皮功夫。（将就一下吧，希尔维会这么说。）他说如此才是处世之道。厄苏拉想这方面他倒很像莫里斯，莫里斯曾说，为了晋级，一个人必须耐得住与傻瓜和蠢驴共事。同时，莫里斯也还是个律师。近来他在内政部的位置已高入云端。一旦开战，这会不会成为麻烦呢？她勉强自己戴上的德国公民身份的盾牌，是否能保障她的安全？（如果两国开战，她能否容忍身处海峡这一侧？）

于尔根也是律师。想要受理诉讼，就必须加入政党，别无选择。Lippenbekenntnis（嘴皮功夫）。他为柏林司法部效力。他向厄苏拉求婚时（“旋风般的攻势。”她写信给希尔维说），才刚刚退出共产党。

如今，于尔根已经放弃了他的左派政治观点，坚决拥护帝国达成的一切——国家又运转起来了——无人失业、食物充足、全民康泰，民族自尊得到彰显。新的岗位、新的道路、新的工厂、新的希望——他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能够带来这样的成就呢？然而得到这一切的代价，是要接受一个仿真的新宗教和一个狂暴的假弥赛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于尔根说。这次代价似乎未免太高昂。（厄苏拉时常好奇他们究竟如何做到了这一切。必定是抓住了恐惧心理，借助了剧场技巧。但这么多钱和工作岗位又是哪儿来的？也许仅仅来自旗帜和制服的需要就基本拯救了国家经济？“本来德国的经济就在复苏，”帕米拉说，“纳粹只是幸运地揽上了这个功绩。”）是的，他说，的确，不能忽视存在暴力，但这只是一瞬的痉挛和浪潮，是纳粹冲锋党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牺牲。现在所有人、所有事都已趋向理智。

四月，两人去柏林参加了为元首五十岁生日贺寿的大型阅兵式。于尔根在嘉宾大看台上获得了几个座位。“一种赏赐，我想。”他说。可他做了什么事，元首要“赏赐”他？她不明白。（他为此高兴吗？有时不容易看出来。）1936年他没能弄到奥运会的票，然而现在，他们却与帝国的VIP们比肩而坐。这几天他总是很忙。“律师从来不睡觉。”他说。（然而在厄苏拉看来，律师们都在为能一睡千年、高枕无忧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