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0/23页）

还有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们，“革命”的暴力倾向当年也有目共睹。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将很快不再是学生，而他们其实很留恋学生身份。红卫兵是他们以学生身份所进行的最后的人生表演。因为是最后的，所以格外投入，而且希望一再加场。

当年哈尔滨市电力工程学校某红卫兵组织叫作“红色恐怖造反团”。它不但自认为是绝对红色的，而且确实追求恐怖行为。此红卫兵组织当年使许多哈尔滨人闻之不寒而栗。

还以我的初中母校为例，三十余人虽然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余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也足以使一所初中变成他们随心所欲的“革命娱乐场”。母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数名老师都遭到过他们的凌辱。比如被乱剪过头发，被用墨汁抹过“鬼脸”，被抄过家。

而起码有半数学生，在那种情况之下不得不呼喊口号，以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并无政治抵触。这实际上也等于直接支持了他们，间接伤害了被伤害者。有几次，我也是这类红卫兵之一。仅仅为了一份合格的“文化大革命”鉴定，我虽然违心但是毕竟参加过所谓的批斗会。

一次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的批斗过程中，突然有一名手拿墨汁瓶的学生走上台，台下的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究竟要干什么，被批斗者们的脸上、身上就都已变黑。

刹那间，台下极为肃静。

那是发生在我的母校的第一次公开凌辱师长的行为。那一名学生“文化大革命”前因某种劣迹受到过处分。

台下刹那间的肃静说明了许多学生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不但震惊，同时还产生了反感。

我当时的心理更是如此。我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对这件事做过较详细的描述。

于是台上的学生在那一阵异常的肃静中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口号。

台下呼应者寥寥无几。

有名女生怯怯地喊了句：“要批判思想，不要凌辱人格！”她的声音立刻被台上的口号压住……

当然，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也是对人格的凌辱，但却似乎在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接受范围以内，并不认为过激。

亲眼目睹了数次凌辱事件以后，我的心理对此现象竟渐渐麻木了，反应不像第一次那么敏感了。仿佛这也属于“革命”的常规现象了，所谓见多不怪了。

我想，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人，其心理渐趋麻木的过程应和我一样吧。

又一次，我与几名同班同学到我家附近一所中学去打篮球，见操场上围了一圈那所中学的学生——有一个人颈上被拴了链子，被抹了“鬼脸”，像狗似的被牵着绕着操场爬，还在被踢着的情况下学狗叫……

那人是那所中学的校长。

我和几名同学见状转身便走。我们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很善良。我们的心灵中无恶。对于我们所憎恶的现象，我们也只有默默转身走开。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制止得了。你的制止在当年也肯定不同于现在提倡的见义勇为，反而会使遭凌辱的人雪上加霜。

保守一些估计，平均下来，倘每所中学有五十名凶恶的红卫兵，那么全哈尔滨市近八十所中学，就是一支四千余人的具有暴力倾向、虐待倾向的“队伍”。算上中专、大专、大学的同类红卫兵，再算上各企业各机关单位的同类人，将是一支三万余人的“队伍”。相对于二百余万人，三万余人仍只不过是七十分之一。

但就是这三万余人，就是这七十分之一，也足以使整个城市乌烟瘴气，全面混乱，人人觉得危机四伏，做梦都担心某一日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宣布为“革命”对象甚至“革命”的敌人。

那三万余人，七十分之一，乃当年生逢其时的“造反英雄”，仿佛天下者是他们的天下，国家者是他们的国家。除了毛主席本人，没有任何权威可限制他们的几乎任何“革命”行动。

当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们，因不断制造武斗在北京接受周总理调解时，甚至趾高气扬，根本不将周总理放在眼里。

当年哈尔滨红卫兵人数对比、思想对比和心理对比的概况，我认为，基本上也就是全国学生红卫兵的概况。

当年，最凶恶的红卫兵依次“活跃”于以下城市和地区——北京、长沙、武汉、成都、哈尔滨、长春以及新疆、云南、内蒙古……

而北京有着为数最多的军人家庭的红卫兵。他们的凶恶甚于一切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模仿他们父辈当年的革命，以“革命”是“急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为理论。而这理论亦正是他们的父辈当年遵循着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

所以，当年我对北京军人家庭的红卫兵，是心存厌憎地。因我无法分出当年的他们谁更凶恶，谁更人道，便只有一概地厌憎。当然，于今想来，他们中肯定也是大有区别的。也许，《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们，便算是不怎么凶恶的了吧？

当年北京的某些女红卫兵，比全国其他一切城市的女红卫兵都心狠，颇敢往死里打人。

有次与舒乙先生谈起他父亲老舍，舒乙说：“你能想到吗？当年肆意凌辱我父亲的，打他的，大多数是些中学的女红卫兵呀！按年龄还是些少女啊！……”

我说：“红卫兵和红卫兵不太一样。”

他说：“那倒是。有次又有些红卫兵闯入我家，就是些比较温良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养花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可她们并没毁掉我家的花。临走还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这家的老太太是画画的，可以允许养花，警告任何红卫兵组织不得采取极端行动’……”

舒乙先生说时流露出几分感慨的样子。

我下乡不久，便当了男知青们的班长。因为最初连队总共十几名男知青，也就只有一个男知青班。我的知青知己是和我同校且同班的同学杨志松，他如今在《健康报》工作。除了我俩，其他男知青来自三四所中学。有一名“工读”学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狰狞可怖的疤痕，据我后来所知，便是下乡前在武斗中被火药枪喷射的。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秘地向我透露——他是一名有恶迹嫌疑的红卫兵小头目，下乡纯粹是为了躲避追究。半年后他从我们连队消失了，据传是被恢复神圣使命的公安部门押解回城市去了……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被杨志松拖起，让我去制止知青的打人暴行。离知青宿舍不远的院子里，住着一名单身的当地男人，五十余岁，被列为“特嫌”人物，出入受到限制和监视。我班里的三四名知青，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杨志松走入院子，他们正从屋里出来，一个个脸上神色颇为不安。为首的，一边从我们身旁走过一边嘟囔：“真狡猾，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