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1/23页）

我匆匆走入屋里，见床上的人面朝墙蜷缩着，不动也无声息。

我走近叫了他几声，他仿佛睡着了。我闻到了一股屎尿味儿。时值盛夏，我见他的裸背上有几处青紫。

我追上班里那三四名战士，喝问他们是不是打人了。

他们都摇头说没打。

“没打他身上为什么有好几处青紫？！”我心头不禁冒火，拦住他们，不许他们走。

为首的终于交代：“他不招嘛，所以，只轻轻打了几下……”

我不认为这是小事，立即转身赶去指导员家汇报。

半小时后，连里的干部和卫生所的一名医生都赶往那屋子。

那人已经死了。

他们打他时，往他口中塞了布，所以，尽管那院子离知青宿舍很近，但午睡中的我，却并没听到一声哀叫。那件事使我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内心感到自责。因为我是班长，有三四名知青不在宿舍里睡午觉，我却没想到问问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

连卫生所医生开的死亡诊断是“突发性脑溢血”。

然而我清楚，医生清楚，连里的干部也清楚，那人实际上是被用木棒活活打死的。

我要求连里严厉惩处那几名知青，连干部们出于自身的种种考虑，只给予了他们口头警告。为首者，还是副班长。我又要求连里起码撤销他的副班长职务，否则我就不再担任班长。连干部们见我态度强硬，只得照办。但从此那几名知青便对我耿耿于怀，而我也不再对他们有一点儿好脸色……

我当了小学教师以后，知死者是我一名学生的亲“大爷”。不久，又知死者根本不是什么“苏修”特务……

“黑土地回顾展”结束，一些北京知青与一些外地知青相聚叙旧的场合下，有一名外地知青谈到他那篇收在《北大荒风云录》的文章时说——当年我们思想太单纯太革命了，所以就难免做下了些错事……

恰巧，他那篇自述性的文章我看过——他下乡后，在一个冬季里，将一名老职工一个“大背”摔进了满着冰水的马槽里，那老职工当即昏晕在马槽里，全身浸没水中……

只因为那老职工偷过点儿连里的麦子喂自家的鸡……

几天后那老职工死了……

我问他：“你如今忏悔了？”

他说：“是啊，要不我能写出来吗？”

而我之所以那样问他，是因为我读他的文章时根本没读出什么忏悔的意味。写自己当年的暴力行径绘声绘色，最后的一行忏悔也只不过是用文字公开重申——自己当年太革命因而太冲动了……

我又说：“你当年的行径和思想单纯与‘革命’二字有什么关系？”

他一怔，反问：“那你说和什么有关系？”

我冷下脸道：“只和你的心理有关系！证明你内心原本就有一种恶。至于为什么有，你最应该自问！你现在还没找到正确的答案，证明你的忏悔根本算不上忏悔！……”

我说时，连连拍桌子，四座因而不安……

今年，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的经历时（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愿回忆，也还是要被别人一再地劝说着进行回忆。甚至，由别人替我们进行回忆。因为这回忆多多少少总会带动些经济效益），我们几乎都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了这一点——三十二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

而红卫兵曾给许许多多家庭、许许多多中国人造成了终生难忘的伤痛。

它不但声名狼藉并且是“文化大革命”暴力的同义词。

的确，它是我们的“胎记”，是我们脸上的“火印”。

它几乎使我们整代人中的每一个一旦遭遇“文化大革命”话题则不免地羞愧无言。就如林冲们、杨志们一旦被人正面注视，立刻就能明白别人在眈眈盯着自己脸上的什么。

而依我想来，“文化大革命”话题在中国，也许将比知青话题更长久。起码，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亡的两个话题，似母子关系。

而我最终要说的是：

第一，不是整整一代人中当年凡戴过红卫兵袖标的，皆凶恶少年或残忍少女。

第二，所以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亦即接着成了知青的人中的大多数，应被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话题中予以解脱。事实是，这大多数，其实并不比当年全中国的大多数人更疯狂。

第三，疯狂的红卫兵有之，凶恶的残忍的红卫兵亦有之。倘他们于今仍自言“当年太单纯太革命了”，那么则意味着他们仍毫无忏悔，仍在狡辩；倘我们作为同代人替他们说，则意味着我们仍在替他们洗刷劣迹。而想想我们当年面对他们的凶恶和残忍做过配角和观众（全中国人几乎皆如此！），由我们替他们洗刷劣迹又是多么具有讽刺性质！倘由以后仍热衷于“文化大革命”话题的人仅从政治上去分析，那么不但不能得出更客观更接近真相的结论，也根本无法将他们和大多数区别开来……

最后，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住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三、知青与知识

据我所知，“知识青年”之统称，早在“五四”之前就产生了。那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号于“教育救国”。于是在许多城市青年中，鼓动起了勤奋求学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储备自身知识能量，希望将来靠更丰富的才智报效国家的潮流。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当年的时代“热点”。许多不甘平庸的农村青年也热切于此愿望，呼应时代潮流，纷纷来到城市，边务工，边求学。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