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9/23页）

所以，除却大学不作分析，初中高中红卫兵们的劣迹，主要发生在“老三届”中，“新三届”的同代人，显然比较冤枉地受了红卫兵狼藉名声的牵连，其大多数当予以平反。

在“老三届”中，以我的初中母校哈尔滨二十九中为例，略作回顾，便见分晓。我所在的初三九班，共有五十四名学生，仅一人在某次批判会上打过某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一次，另有一二人参加过抄家。因为他们在班里是太少数，所以我的记忆很深刻。打过老师的那名同学，当年是我们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之一。而且，正因为关系较好，又因为那次批判会是本班级范围内的一次极小型批判会，所以才有人敢于公开制止。当然，公开而严厉制止的，是我和另外几个他的朋友。事后我们都很生他的气，数日内不愿理他，并且告知了他母亲。他母亲又将他狠狠训了一顿。近几年我回哈市，与初中老同学相聚时，共同忆起当年事，他们都不免地自言惭愧。我们全校三个初中年级共一千二百余名学生，屈指算来，当年有过凌辱师长打骂师长劣迹的，组织过参加过抄家的，最多不超三十人。而且，几乎一向是他们。他们中有平素的好学生，也有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好学生，唯恐被视为旧教育路线的“黑苗子”，故“决裂”特别彻底，表现特别激烈。希望通过“造反”，校正自己的形象，重新获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自己的好印象，依然是“苗子”。至于那些名声不太好的学生当年的真实想法，据我分析不外乎三种：一、投机。过去我不是好学生，现在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了，我终于可以也是好学生了吧？不就是“革命”不就是“造反”吗？比在功课方面取得好成绩容易多了，也痛快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出手”白不“出手”，“革命”鼓励如此，何乐而不为呢？二、泄私愤。过去我怎么不好了？哪点儿不好了？原来不是我不好，而是过去的教育路线教育制度不好，是老师们校长们教导主任们过去不好。原来我受委屈了，始终被压制着啊！有毛主席撑腰，现在该轮到我抖抖威风了。哼，他们也有今天！三、自幼受善的教育太少太少，受恶的影响太多太多。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那恶的影响也许来自不良家庭成员的怂恿或教唆，甚至可能干脆是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也许非是来自家庭，而来自家庭学校以外的某一恶环境。他们其实并无什么投机之念，也颇不在乎自己给哪一条教育路线哪一种印象。只不过快感于自己心灵中恶的合法又任意的释放。你若问他对哪位师长曾怀恨在心，他们极可能大摇其头道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而这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抑制不住地非常亢奋地去凌辱人伤害人打人。那使他们体验到无法形容的快感。这些人是最冷酷最危险的红卫兵。如果“革命”号召用刀，他们便会公开杀人取乐。像日德法西斯当年屠杀我们的同胞屠杀犹太人一样。恰恰是这样一些红卫兵，后来绝少忏悔，甚至于今也不忏悔。谈起自己当年的行径往往狡辩地说：“当年我被利用了，上当受骗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另一种现象也很值得分析研究，那就是——凡重点中学的红卫兵，有高中的中学的红卫兵，和各大城市的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以及最差的中学的红卫兵，其“革命”皆表现出严重的暴力倾向。

哈尔滨市有几所中学当年又叫“工读中学”，其学生成分较为复杂，有就近入学的，也有落榜后扩招的学生，还有经过短期劳教的少男少女。社会看待这类学校的目光难免会带有成见甚至偏见，这类学校的学生也常常认为自己是被划入另册的。所以他们的“造反”不无对社会进行公开报复的意味。前边分析到的心灵或曰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在这类学校较其他学校多一些。所以这类学校注定了是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灾区。

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一向心理优越，故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依然要证明自己的优越，依然要以“革命”的方式体味那一种优越的感觉。加之这些中学既曰重点，当然办学方针上“罪名”更多，因而给了这些中学的红卫兵们更大的“造反”理由和空间。好比这样的一种情形——幼儿园的阿姨问某些受偏爱的孩子：“阿姨处处优待你，你怎么偏偏带头调皮？”

孩子回答：“正因为你处处优待我，所以你有罪。”

他不是不喜欢被优待，而是带头“调皮”时，能体味到区别于其他调皮孩子的另一种优越感。这另一种优越感比一向被优待的优越感更能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尤其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们，一脚在大学门里，一脚却在大学门外——“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种个人前途攸关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知他们：“革命”积极的可以继续上大学。高考制度废除了，上大学完全不需要考试，只以“革命”的表现来论资格。“革命”特别积极的，甚至可以直接培养为革命干部队伍的接班人；表现消极的，那只能怪你自己，那你白上高中了。这已经不是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诱导了。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凡有高中的中学，几乎皆是各级重点中学。这类学校的红卫兵“革命”精神高涨，实属必然。在这类学校，高中红卫兵才是主角，初中红卫兵只不过是配角罢了。

至于女中的某些女红卫兵们何以特别凶恶，我多年来一直想不大明白。但是我曾亲见过她们抡起皮带抽人时的狠劲儿，凌辱人时的别出心裁，仿佛在这一点上，要与某些凶恶的男红卫兵一比高下。真的，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或许，仅仅要以此方式引起男性们对自己们是不寻常之女性的性别注意？与如今某些女性以奇装异服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出于同念？

当年，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往往大多数是“革命”行为不怎么暴烈的红卫兵。

似合乎着这样的逻辑：平庸的环境中多出“平庸之辈”。

我的中学母校恰是一所普通初中。

我这个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争的“温良恭俭让”，还因我的哥哥是从这所初中考入全市的头牌重点高中继而考上大学的。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再到许多老师，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毕业生的弟弟，就是逼我，我也不愿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我下乡后，每年探家，甚至落户北京后每年探家，差不多总是要去看望我哥哥当年的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