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6/23页）

只有普通读者和普通观众显得厚道非常。因为他们既不操审查之权，也不以评论为业。心血来潮，几页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便将充满善意的褒贬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地寄给了我。多少年来，我对此总心怀感激。

事实上，我的知青小说，到目前为止，仅占我创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

《雪城》后我便不再笔涉知青题材，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从那一种横着站的两难之境脱身。

《年轮》于我，初衷非是重操什么知青题材的“旧业”，而是写一些曾当过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态。

我回头看自己的全部知青小说，没有自己满意的。有些当时较满意，时隔数年，越来越不满意了。恨不得重写。重写是不可能了。改写都没法儿改写了。唯一自我安慰的，乃当时写得真诚写得有激情。即使浅薄，即使幼稚，那一份儿创作的真诚和激情也是值得自己永远保持的啊！

而此种自我评估，也是我对目前为止的，中国一切知青文学的总体评估。

知青生活形态差异太大，有兵团知青，有农场知青，有插队知青；有南北地域造成的差别，也有南北人情世故造成的差别；有年龄造成的差别，也有政治出身造成的差别；有人数多寡造成的差别，也有工资和工分造成的差别……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就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然而我坚信，数十万城市青少年当年轰轰烈烈卷裹其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学蕴藏内容极其丰富的矿脉。前期对它的创作采掘，有点儿像“开发热”。我是太追求眼前效益的急功近利的采掘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破坏了它的“资源”。对于文学，不应有什么“资源”保护法和保护区。只不过我们孜孜以求，却都并没有采掘出它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它后来的沉寂是好事。埋藏久些，形成的矿质更高些。也许十年以后，也许二十年以后，或会有知青题材的上乘之作问世。也许出自于当年的知青笔下，也许作者根本非是知青。但肯定不会是我。甚至，我认为，也不会是和我一样，从知青小说而开始文学道路的一批知青作家们……

时值“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的今年，一定会出版不少知青题材的书籍。每一种都会有较好的销路，但哪一种也不会独领风骚。反馈到我这里的信息是：内容类似的编选较多，角度新颖独特的极少……

买这类书的照例是以下人：

初中、高中、大学低年级女生……

很少一部分大学低年级男生……

近年涌现的书籍收藏者……

很少一部分当年的女知青……

以及生活较为稳定的当年的男知青，他们是为儿女而买。

他们大抵会对儿女们这么说：“给，认真读读！读了，你就会了解爸爸混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你就知足吧你！”自己，却很可能并不看……

五、知青与改革开放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量。甚至，是推动力量。起码，可以这样说——他们中返城后获得了公开发表言论的条件和机会，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几乎无不主动地、积极地、热忱地、不顾个人得失地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大声疾呼过。

这乃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对中国的“昨天”有所反思。那反思由于自己当年不幸成为后来备受谴责的角色而比普遍的中国人痛切。也由于“上山下乡”的经历而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真况极为了解。在从城市到他们落户的农村、边疆这一巨大半径上，他们曾多次往返。所见疾苦种种，所闻民怨多多，非一般中国人能相比。何况，他们还曾亲身与当地人民在那深重的贫穷落后中长期生存过。中国要变，中国不能不变这一强烈的思想，早就形成于他们头脑中了。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政治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倒溯起来，不少知青是“四人帮”政治专治时代的早期思想反叛者。“林彪事件”后，对中国前途的大怀疑在知青中广为弥漫。我参加过的一次“兵团创作学习班”，当年便因传播“反动政治谣言”而遭遣散。我自己当年由团宣传股被“下放”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直接的内控不宣的罪名，乃是因为在一次学习会上，公然提出质疑——“毛主席既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为什么还树他为副统帅和接班人？不是拿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儿戏吗？”

后来震撼全国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的许多“反诗”，作者大都是知青。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知青，多数并非所谓“走资派”儿女，亦非因父母受迫害而参与，更不是因自己成了知青而泄私愤。恰恰相反，前两类知青当年几乎没胆量“乱说乱动”。比较敢于“舍得一身剐”的反而是某些普通劳动者家庭的知青子弟。他们当年如果投靠“四人帮”，卖身求荣改变命运绝非难事。“四人帮”当年也大量需要和招募那样的青年。但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共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与自己，与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家庭诸利益完全无关的“政治道义冲动”。

他们是为国家命运而参与政治的，也是为别人的命运、别人父母的功过、别人家庭的不幸而参与政治的。与那些别人相比，他们原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无热情。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这些平民阶层的知青子弟们身上，当年相当突出地弘扬着一种朴素的、平民的政治道义感。

返城后，他们中不少人，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为邓小平的复出，自觉自愿地充当民间政治义士的角色。他们当年人微言轻，但他们的呼声响亮而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