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7/23页）

他们中有人如今成了“家”，成了官员，但他们的各种声音，总体还是纳入了支持和拥护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语言体系中的。

大多数返城后成了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知青，“改革”初年也在各行各业中唯“改革”之大政方针是从，任劳任怨，相当富有自我牺牲之精神。他们似有足够分量的砝码，在时代天平上起着不容忽视的稳定作用。

近年，他们中许多人的利益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着；许多人“下岗”待业乃至彻底没了工作。

他们心中有苦，嘴上有怨，但大多数默默接受时代牺牲者的命运，几乎无人鼓吹骚乱。

报载——某企业将裁员，一日厂里贴出了一份“号召书”，上写：“曾当过知青的工友们，让我们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集体‘下岗’吧！既然必得有人‘下岗’，我们不‘下岗’还能企盼着谁们‘下岗’？”

于是几十名曾当过知青的工人，纷纷噙泪在“号召书”上签了名。

使人不禁想到那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使人不禁为之肃然、怆然、心愀愀然。

前一类成了当代思想“精英”或准“精英”的知青，面对自己同类们的如此命运，以思想观点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每每说：“改革残酷，时代无情，牺牲一批人的切身利益在所难免。优胜劣汰，置之死地，而后能生者则生，生不了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只有认命。”

这是某些最早“相忘于江湖”的知青。我曾听他们当着我的面那么说过。表情和口吻都极其冷漠。

他们绝不因自己同类命运的悲惨而稍变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之思想“精英”的角色。

他们说的是实话。而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实话。

但那样的实话我永远说不出口。

因我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同时毫无“相濡以沫”的能力。

故我公开承认，我已由当年一个激进的、热烈的、极其乐观的改革开放的拥护者，渐变为一个非常保守的、忧心忡忡的，有时甚至极其迷惘、茫然、困惑的低调拥护者了。

另一类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的思想“精英”，话题一接触到同类的命运，便每每长叹连声道：“不改革不行啊，却没想到改革出这么个始料不及的局面……但那也得继续呀，苦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了”

似乎，“兄弟姐妹”们的命运，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听来有几分内疚的意味。

他们可能依然是高调“改革”派，思想也和第一类人一样。只不过写文章发表时，笔下措辞谨慎了，调子尽量低就了些。怕自己“四面楚歌”的当年的知青同类们看了反感。其实呢，自从他们渐成“精英”，同类也就渐与他们疏远了。“相忘于江湖”，倒是先从同类们开始的。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同类们不会看到的报刊上。而且，除了与自己当年同连同村的知青，更广大的知青并不晓得他们是同类。所以，顾虑多余，倒也可爱。

至于已经“下岗”的、待业的，多数是自行斩断了与一切知青旧友的往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隐姓埋名地四处奔波地寻找着养家糊口的再就业机会，前面提到的诸如《北大荒人名录》之类的书，对他们的再就业毫无用处。

即使他们，你若问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发出什么恶毒的诅咒。通常的说法是：“唉，谁让咱们摊上了呢！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可能还是强多了！新中国成立前哪儿会有再就业工程呢！”

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就是走投无路像古代小说中写的那样领后插根草标自卖自身，也是不会采取什么对抗“改革”的行为的。

这真是中国的福气，也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福气……

六、知青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总体而言，知青一代，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是心怀崇敬的，将会心怀着这种不同程度的崇敬老去，死去。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现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地反复地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经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具有某一段或某几段史诗性的历史。世界也是这样。而这一点，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全世界后来的历史似乎都显得平庸，使后来的领袖们注定了皆成缺乏史诗性的历史中的匆匆过客。无论他们自己多么想要伟大起来都不可能。他们的名字几乎只能在他们是领袖之时，而在同时代人的头脑中揳进位置。一旦不是，不久便会被淡忘。他们的名字只能在同时代人的头脑中揳入位置，不可能刻下深痕，更不可能被下几代人铭记。

但曾叱咤风云于史诗性的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则不同。他们的名字本身太有分量。那不同寻常的分量使他们指点江山过的那一页历史沉甸甸的。即使翻过去了，后几页他们已不存在的空白史页上，仍深深地凹陷着他们的名字的压痕。写在后几页史页上的文字，不管密度多么大，记载多么炫耀，都无法覆住掩住那深深的压痕。

全世界的情形都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指出——“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红卫兵亦即后来的知青们，分明是参与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人，怎么今天反而大言不惭地标榜起崇敬来了呢？他们当年连周总理都一反再反，何谈崇敬？

不错，“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街头出现过“百丑图”——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数囊括，而且皆被肆意丑化。当然也包括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为民请命的彭老总、深受爱戴的陈毅和贺龙等大元帅。

“百丑图”是北京红卫兵当年的“杰作”。

具体来说，是北京红卫兵中一小撮军队高干子女的“杰作”。

他们背后显然有人指使。

他们的恶意，也不能说便是全体北京红卫兵的态度。

当年，我随一批东北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在北京街头见过一张“百丑图”。回忆起来，似乎是贴在西单十字路口的巨大广告招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