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18/23页）

那一批东北红卫兵大多数住在地质部礼堂。他们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便与负责接待的北京红卫兵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们白天到市里去皆看到了“百丑图”，于是“百丑图”便成为辩论内容。东北红卫兵强烈谴责北京红卫兵打倒一大片，从而等于否定了中国革命史。北京红卫兵以“两个司令部”为据，嘲笑东北红卫兵对“中央路线斗争”一无所知，只配老老实实向北京红卫兵学习和取经。唇枪舌剑一番之后，北京红卫兵见镇压不住东北红卫兵，搬来了援兵，记得是什么附中的红卫兵，男男女女近百人，其中不少手握军皮带。东北红卫兵也在百人左右，感到受了威胁，于是皆怒。于是酿成一次武斗……

我离开北京到成都，在成都街头也见到过同样的“百丑图”。不过我见到的当天就被许多成都的百姓和红卫兵自发地撕掉了，还逮住几名张贴的北京红卫兵围斥了许久。第二天便发生了成都人民与到成都“煽风点火”的北京红卫兵之间的暴力冲突。后来谓之曰“成都人民广场事件”。我是那事件从始至终的目击者。据我想来，“百丑图”也是那事件的起因之一。

我从成都回到哈尔滨，家乡人说，北京红卫兵也在哈尔滨张贴过“百丑图”，但如在成都一样，不但被撕掉了，几名张贴者且被狠揍了一顿……

可以这样讲，丑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百丑图”，产生于北京，但实际上并没能如一小撮北京红卫兵所愿在全国张贴得到处都是。相反，在许多城市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抵制。

不但“百丑图”是一小撮北京红卫兵的“杰作”——挂牌子、戴高帽、剃鬼头、涂黑脸、游街、喷气式，也无不首先“发源”于北京，由北京红卫兵将此类“革命”方式传播于外省市。中国不是一夜之间同时乱起的，而是先由北京乱起的。当年，哪一省哪一市乱得晚了，乱得还不够，便有一批批北京红卫兵赶往“指导”，如同顾问或特派员。连我那一所普普通通的中学母校，当年也有两批北京红卫兵去颐指气使地进行过“紧急革命总动员”。当年的社论中，通栏大标题是“首都小将为革命煽风点火”。

我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我下乡后，连队里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某北京青年，闲来无事，画漫画解闷儿，于是在小笔记本上先后画了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等老帅的丑化头像，被哈尔滨知青发现，当即予以严厉呵斥。连许多上海知青、天津知青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哈尔滨知青与上海知青，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在某件事上统一过态度的时候……

再以后，知青中常流传一些政治“段子”。内容差不多总是“四人帮”如何向老一辈革命家发难，老一辈革命家如何使“四人帮”们陷入狼狈不堪无地自容之境地……

也流传着关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下落，以及关于周总理、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的身体健康情况。

而这些政治信息，又大抵是北京知青返京探家带回连队的。说明经过短短几年的反思，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又是那么自然地在大多数北京知青的心目中复归了。哪怕他们当年是亲笔临摹过亲手张贴过“百丑图”的红卫兵……

三十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知青，能以较历史的、较客观的、较“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普遍的知青，仍不否认毛泽东的伟人历史地位，仍对毛泽东某几方面的伟人魅力表示赏服。即使谈到毛的“过”，一般也都是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大损失方面议论，而并不多么耿耿于怀地抱怨给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带来的苦难。并且，一般不会以特别刻薄特别不敬的口吻妄贬之。

“毕竟做过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啊，即使不伟大了，也总不至于渺小吧？后人们怎么评价，咱们也决定不了。可咱们这一代，不应该由于领袖有了严重的缺点，就在他死后将他贬得一无是处啊！”

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说过的这一番话，我觉得，似可代表绝大多数知青对毛泽东的当前态度。

知青一代，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年将逝，老年将至，总体而言，看待自己曾经历过的中国诸多历史问题的目光，是变得越来越带有谅解性了，也可以说是变得越来越厚道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集体地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反应。

他们最不忍看到的，是曾造成过中国巨大损失的某些弊端，比如假大空话，比如浮夸业绩，比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比如大表演大包装的大过场……

谈到这些，知青们往往也是皆摇其头不以为然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

他们会嘲曰：“何其相似乃尔！”

会引用毛泽东的话概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看到比自己年轻的人为了名利，虔诚地热切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应景表态，他们会私下里相互议论：“多像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啊！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太傻，目的性不明确。他们现在多懂事多精明多现实啊！他们也许比当年我们中的某些人还可怕吧？因为他们现在内心里想要的，与我们当年想要的大不一样，而且多多了！……”

对于周总理，绝大多数返城知青的崇敬程度是高于对毛泽东的崇敬的。对两位伟人的这一种崇敬程度的差异，不是在他们返城以后才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他们下乡以后由于自身命运的失落造成的，更不是近年一系列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的专题片所影响的。所有那些专题片只不过又从返城知青们内心深处重新唤起了不泯的崇敬。

对两位伟人的崇敬程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对“文化大革命”意义和动机的怀疑形成的。而这一种怀疑，在他们“上山下乡”以前，在打倒刘少奇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三年，就暗暗形成在他们中某些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中了。

归根结底，在当年是对个人崇拜的悄悄的反动，再后来是对个人集权的反思。

周恩来在为中国人民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服务方面，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那一句诗所形容的“春蚕到死丝方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