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不朽，是一堆顽石？（第6/7页）

三楼是卡莱尔夫妇的卧室，目前由守屋人居住，不对外开放。再上去，便是阁楼了。卡莱尔既苦于胃疾，又兼寝不安枕，总觉得邻近街坊的杂音太吵，使他难于专心写作。先是有一架钢琴叮咚，继而又有一只鹦鹉在饶舌，最后又是哪家院子里有一群“鬼鸟”在厉鸣磔磔，害得卡莱尔不断换书房逃难。终于在一八五三年，他痛下决心，在屋顶加盖一间隔音的阁楼——他着匠人特殊设计，屋顶的天窗特别大，临街的长窗特别窄，屋顶的石板瓦和天花板之间隔成一层气槽，天花板和地板上，更装上可以调节的铁条通风窗。阁楼盖好后，卡莱尔欣然搬进新书房去，却发现泰晤士河的水声传来，这间密室竟有扩音的特效，而附近那些“鬼鸟”的磔磔，仍然隔之不绝。尽管如此，他却在这间密室里，为撰写《腓特烈大帝》（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的皇皇巨著，前后工作了十二年。一八六五年，六卷的《腓特烈大帝》全部出版之后，卡莱尔迁回底楼的书房，这间阁楼便改为女仆的卧室了。

榆瑞端详着壁上悬挂的德国历史人物的肖像，和室中陈列的一些遗物，诸如作者的手稿、护照、短简和手杖等等。我则坐在卡莱尔的写字台前，设想文豪当日，坐在这张椅上，听着泰晤士河东流的波声，时而闭目冥想，时而奋笔疾书的情况。十二年！羽笔都不知写秃了几支？早夭的作家如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1770）和济慈，一生创作的岁月，加起来也不过这一半长。要完成这样的巨著，必须时代和作家合作，才能终底于成；如果时代动乱，或是作家命短，就难竟全功了。维多利亚时代太平，文人又多长寿，这样的巨著鸿篇也就不少。卡莱尔动手写《腓特烈大帝》时，年纪已近六十，文名早著，经济无忧，自不必汲汲为稻粱谋，所以才能沉下气来，高楼小阁，一栖便是悠悠一十二载，再下楼来，已成古稀老翁了。不禁想起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后半生流离失所，抗战时期不但营养不良，要门人送奶粉疗饥，就连书写的稿纸也难以为继——比起卡莱尔在这幢华屋里近半世纪的安居长吟，真是令人感叹了。

《腓特烈大帝》全书既出，卡莱尔在学界声誉更隆；就是这一年，他继格拉德斯东之后，被选为他母校爱丁堡大学的校长。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在凯归的心情下，他回到故乡去发表就任演说，却传来噩耗，说卡莱尔夫人病故。老年丧偶，卡莱尔一恸欲绝，从此感伤不振。最后的十五年鳏居，他绝少写作，只是读书自娱，或是接见四方来访“齐而西圣人”的宾客。七十九岁那年，他接受了俾斯麦颁赠的普鲁士大成勋章，却拒绝了英相狄士瑞礼封他的从男爵号。卡莱尔死后，并未埋于西敏寺，国人从他遗愿，埋他在故乡艾克里费城（Ecclefechan）。

两人饱览了近三小时，在“齐而西圣人”偌大的故宅里，更未遇见第三位朝圣的香客。十九世纪的沉默包围着我们，除了自己的跫音，也未闻当日圣人畏闻的琴声、禽声。两人从楼梯上下来，榆瑞说：

“我就料到不会有什么游客，所以特别带你来，可以从容低回——”

“真是太好了！是要这么沉思冥想，叹凤伤麟，才能进入情况，恍若与古人踵武相接。不像前天去参观狄更斯的故居——”

“那可是挤。”榆瑞举眉睁眼，戏作惊愕之状。

“可不是，三辆游览车停在门外，游客列队而入，接踵而出，人多口杂，不到半个钟头，已经催着上车，说，不然就错过下一个节目了。因为游客太多，狄更斯馆里的一几一椅都有围绳拦护，只觉得一切都有距离，既紧张，又拘束，想象没有回旋的余地，很难投入狄更斯的世界里去。所谓游客，大概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了。本地人血汗的现实里，偏有一批批游客来寻梦，东张西望，乱拍照片，不知所云。游客呼啸过处，风景蒙羞，文化跌价，千古兴亡不付给渔樵却付给哓哓的向导。”

“你自己不也是一个游客？”榆瑞笑道。

“所以觉得自己也讨厌。英国这地方，应该住下来慢慢咀嚼。一座西敏古寺，两小时要一览无余，简直是开玩笑。”

在西敏寺的诗人之隅，卡莱尔并没有塑像，只有一块平面的地碑，位置并不显眼，且为排椅所蔽。卡莱尔生前享名之盛，影响之广，俨然伦敦文坛的盟主，如今他的声誉不再像百年前那样显赫，汗牛充栋的巨著也少人阅读。卡莱尔和狄更斯并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豪；卡莱尔长十七岁，可称前辈，狄更斯的小说《艰难岁月》便是献给这位先驱的。百年之后，狄更斯的故居游客摩肩，卡莱尔的旧址却香火冷落，对照一何鲜明。

卡莱尔是历史家也是传记家，他在《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曾说：“世界史不过是伟人合传。”傅斯年称为“滑稽之雄”的萧伯纳，深受卡莱尔的启发。卡莱尔阴郁的警告，到萧伯纳笔下成了嬉笑怒骂；卡莱尔的英雄，萧伯纳笔下叫作超人。狄更斯是小说家，他写的大半是中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但是虚构的小说却似乎比实传的历史更为真实，更接近人性，更垂之永久。卡莱尔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扮演的是告警报忧的先知，捧着那时代一颗不安的良心，对于重量而不重质的工业文明和议会政制，对于机械的压倒人性、宗教的流于形式等等，无不猛施攻击。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富于贵族气质的激进分子，一方面不信任芸芸黔首，另一方面又不屑趋附当道。他对于人民的福利极为关心，但认为拯救之道不在人人争取权利，而在人人尽到责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很难见容于锱铢必较的工业社会。卡莱尔那种一士谔谔、独排众议的胆识，在当时固然折服了多少才彦，但他载道的方式，是《圣经·旧约》里先知的大声疾呼，当头棒喝。他曾经批评同代的另一位历史家麦考莱说：“麦考莱偶尔一读亦无妨，但谁也不愿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之下。”话固说得俏皮，但是也可以反施于卡莱尔自身。下面是卡莱尔典型的啸吟文体：

英勇的海上船长，北方的海上王哥伦布，我的英雄啊，忠诚的大海王！你面临的不是顺境，在这荒凉的深海：你的四周是受挫的舟子在哗变，后面是羞辱与毁灭，前面是看不透的海之面纱。

英国现代作家克勒敦·布洛克对这段的评语是：“如果一位作家长期使用这样的风格，就像一个人声嘶力竭在说话，终使我们感到疲倦。”卡莱尔雄劲突兀的笔锋，当然也不尽如此，不过他确是以诗为文，以文为史，可谓史家中之散文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