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第4/9页）
事实上，成都如果不遭逢大的天灾人祸，繁荣是有先天基础的。如有宋一代，成都发生大的水灾共七次（996年、977年、1135年、1137年、1172年、1217年、1233年），亦偶有地震，间或有农民起义，这些都对成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有宋一代，整个成都的繁华是不争的事实。进而言之，即便是面对一片废墟，成都的复建能力也是极强的，这可以在清朝前期的成都重建与开发中得到印证。这其中原因固多，但地理气候之类的自然条件不可低估，譬如土壤肥沃、耕作技术高、水旱从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灌溉农业比较发达等，同时还有虽经毁损而并不曾完全断绝的文化遗风，这些都是成都得以近三千年不迁址且繁荣不衰的内在因由和基本动力。
有这样的物质和文化基底，在繁荣的唐宋两代多几个像宋祁这样“号召”士大夫和民众——自然是有一定物质资本的民众，厨烟不继是断不会去游乐的，当然这种人在成都相对其他地区较少——游玩燕集的人，也是并不奇怪的，尽管也有不少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宋祁好燕集游乐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承袭了他的成都前任的作风而已。如在1026年至1028年、1048年至1050年分别执柄成都的薛奎、田况，便可算是带头“号召”成都人民群众游玩的高手，尽管他们也并非开创游玩风气之先河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具体找出一个倡导游乐风气的长官，来作为此种风气的“发明者”，以便给他奖赏。据《岁华纪丽谱》里记载：“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可见在田况、薛奎、宋祁们之前，游玩宴集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定期定程序，已经“谓之故事”。而且我们知道，太守是秦代至隋朝的官，后来已废。因为作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所执掌的“郡”不再作为地方行政区，所以太守已然不再是正式官名之称呼，只不过是习惯上作地方府和州级行政区最高长官的另一种称呼。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隋代以后便没了太守之类的正式官职，那么上述记载就表明，成都游乐风气已久，至少可远推至隋代以前，而且有一地最高行政长官带头“号召”游玩，可以反证班固《汉书》里对彼时成都地区人的习性的描述与评价。倘使上述记载并不是对彼时成都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而是对唐代以后执掌成都权柄的行政长官的习惯性称呼，那么至少也证明是“第一把手”在“号召”大家游玩这一事实。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个道德（当然大部分是伪道德）至上的国度不啻是一种挑战，因为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我们强调的是官员象征性的春耕季节赶一下牛，在春季放水灌溉农田的时候放一下水，在久旱的年份带着一地的大小官员祈一下雨。
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官员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传统的官员形象作对。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前述的“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并非全是虚假之托词。“以从民乐”，是因为成都不少的民众尤其是士绅阶层衣食相对较为无忧，有喜好游乐玩耍的习惯，“以从民乐”就不只是入乡随俗的问题，就是从现代意义上讲，法律中的自然法也是由此而来的，也是真正的法律得以本土化的基础。这说明“以从民乐”除了掩饰统治者自己骄奢淫侈的目的外，确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不能不给予应有的尊重，自然我们不能拔高古人，说他们达到了这样认识事物的高度。如此一来，行政长官的“号召”就与成都人古来即贪玩好乐的禀性结合了起来。“岁率有期”，说明成都人的游玩和成都行政长官的“号召”既有不违农时之处，又有利用闲暇游玩的意识，其游玩的时间相对较为固定，就形成了类同一定时间的“节日”。从正月元日至冬至日，成都衣食无忧的人“节日”不断，有的是地方行政长官倡导，有的是百姓自发而成。总之，众多的人参与，从而形成的游乐宴饮之风以至终年不绝。
城市随着自身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功能也就越来越多，人们需求的多样，包括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激增，势必需要城市的功能越来越完善。人们更多的需要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更多的需求，同时使农业生产与商业的发展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商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的互动。如此一来，就使得成都地区的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通过这种“岁率有期”的游乐活动，更好地利用农闲来进行这种生产和交易相结合的活动。不仅将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贩卖出去，换回自己所需的物品，更重要的是从游玩与商业交易勾连在一起的活动中，获得了比农业生产中更大的利益。因而我们才在每年不停的娱乐活动中，尤其是每年正月元日到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诞日的游乐中，看到了关于蚕市、药市等大型商业性买卖活动。
在蚕市、药市、花会其间，除了养蚕人卖蚕，医人鬻艾，道人卖符，花农销花，官府卖酒（宋代实行酒类专卖），还可以方便农民们来买农具。可以说这样由官方“号召”或者民间组织官方相助的商业性游乐活动，似乎有点类似今日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种“某某节”，只不过彼时是游乐甚于商业，不存在过于明显的经济目的，游乐的气氛自然还非常强烈，文化意味比今日浓厚得多。可见宋代的蚕市、药市的游乐活动，内含有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活动，对成都文化与经济的繁盛是必不可少的。
强调游乐活动对成都的必要性，并非出自田况、薛奎、宋祁这样喜欢游乐、随时燕集的官员之手，而是史称为政简易，以一琴一鹤自随，匹马入蜀，两次执掌成都的赵抃在《成都古今记》里所阐述的。由于王安石颁行市易法，让官府出本向商人贷款，并根据市场情况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以此控制商业贸易；与此同时又实行酒类官府专卖，因此“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减常岁之半”。这样就使得各种收入减少，而彼时宴会和赠送过往官员的费用在成都地区又无度增加，反而造成了成都发展的萎缩。所以赵抃指出：“譬之巨人以狭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旦营暮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转引自《岁华纪丽谱》）这就像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论述杭州西湖作为旅游胜地时所说的一样：“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