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第5/9页）

设若我们排除赵抃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因素，那么两次执掌成都的经历，表明赵抃对成都如何保持繁荣与发展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的。他从两面论述了成都带商业性的节日游乐之不可废：一方面他从地方官的角度入手，认为天子交给臣下执掌一方，要保持稳定，“惠保远人”，但要注到前两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又从细民百姓的角度着眼，说他们从早到晚，经营果品肴馔，供游人食用，以此养家活口。并不十分喜好游乐的赵抃于是得出“游乐之不可废”的结论，实在是让人深思的。这说明田况、薛奎、宋祁诸人之提倡游乐，虽然不无造成佚乐浮薄之嫌，但在客观上是对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繁盛起着一定作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赵抃的言说中还包含着一些朴素的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其实这也切中了成都城市发展脉络之一端，也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成都今日仍是以消费为主的城市经济格局。譬如“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则不能“惠保远人”，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凡是掌管成都的人，固然要依照成都的人情，即成都人的民俗习惯，更应该顺着成都的物理，即自然条件及其气候物产，来管理成都，才可能使成都获得真正的繁荣。这应是农业社会治理成都的不二法门，因为成都交通不便，所谓群山四蔽，物产丰饶，地狭人多，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在此种自闭的经济形势下，人们不可能将剩余物品大规模地投入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也不可能将自己更多的投入花费在购置土地上（后蜀节度使田钦全在成都占地一万亩，像这样大规模的侵占，在前后蜀当然很多。但他们不是买卖的结果，而是权力侵占土地的结果，不能用来作为支撑在土地上投入更多花费的观点）。

在这等情况下，就只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都地区自己周边人群的消费），因而《宋史·地理志》中谈及成都：“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换言之，人们辛勤劳作的累积，肥沃土地的赐予，只有自己想些办法来消耗掉，那么吃喝玩乐便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此成都人尚奢好玩就不只是成都人的过错了，也有自然条件的促成。因此韩琦在给张詠写的神道碑里就曾说：“蜀风尚侈，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着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而人情不安。”（《安阳集》）韩琦所说的正是赵抃在《成都古今记》里告诉到成都为官者的技巧。这也是古代农业社会对于自然条件过分倚重的必然结果，一个城市的发展十分依靠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制于这个“天”就是必然的。

成都人这种在外地人看来，对“过剩”产品不健康的、不正当的、华而不实的使用方式，是可耻的、不能容忍的，也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书籍中遭到一致的谴责。除开我们的消费传统中对寅吃卯粮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外，的确还在于整个社会有一个尚俭的道德传统，从而形成了整个民族对奢靡之风排拒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固然不必完全同意马塞尔·莫尔离经叛道的说法，“推动社会迅速发展的力量并非来自生产：奢侈风尚才是伟大的动力”（转引自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我们要说，成都并没有忠实地履行他这一论断，但在农业社会，没有扩大再生产规模的机会，“过剩”产品出川的运输成本又较昂贵——交子的发明有多半源出于此，但交子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谈到——成都人的选择余地就非常狭小，奢侈成了他们唯一的机会成本。而这成本的风险就必然加大，进而影响到个人生活品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成都人好游玩并不证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苏轼就曾在《和子由蚕市》诗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苏轼这首诗的描写对象宽泛为四川人，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也适用于成都人。作为一般民众来说，苏轼所描写的生活才是他们真实生活，即所谓“一年辛苦一春闲”，而且“闲时尚以蚕为市”，他们工作的辛劳程度可想而知。这至少表明，历史是经官方和史家淘汰过的，因此成都人爱游玩及奢靡之风被一代一代的好事者放大，在众多文献中反复记载，而那些艰辛的劳作细节反而湮没不彰了。这实在是历史的宿命与无奈。

但苏轼的诗却在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成都人尤其是从事商业工作的成都人，工作与游玩的秘密，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工作与游玩是很难分清彼此的。这就在一定程度模糊了成都人在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作息在我们看来，并不完全指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还包括工作与休息是如何处理的这种观念——使我们想遽然分清工作与游玩的具体时间界限的企图变得徒劳，就像现今社会中的作息钟点对许多成都人并不起多大约束作用一样。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

市场的形成固然是因商业的勃兴，货物交易的必要而发展起来的。现存的成都街道，大约还有七八十条能见出过去作为市场之所在，进行买卖的痕迹，譬如珠市街、锣锅巷、八宝街、白丝街、银丝街、烟袋巷之类均是以市场或者作坊来命名的。倘若成都的市场形成仅限于此，那么其独特性便无法显现，因为其他诸多城市的市场形成，也与此大同小异，并无什么值得特别表彰的必要。但成都之不同，正在于它市场之形成，与成都农业发达后所形成的工商业发展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成都人爱游玩，喜宴集，包括人们利用农闲将商业与游乐一同付诸实施的特殊做法有关。

一般说来，综合性市场比专业性市场发育要早，因为综合性的市场内要分若干的行，而专业市场是由市内的行独立分裂出来，专门组成专卖一种商品或主要卖一种商品而形成的。成都在后蜀时期便有米市、炭市这样的专业市场，而炭市还曾被王建拿来处决犯人。当然，像这样的综合市场和专业市场，不独成都有，全国其他发育较早的城市都会形成这样的市场，这是经济发展之必然。

但成都比较不同的是，有一些季节性的特殊市场如卖花果、蚕器的蚕市，卖香、药的药市，卖器用的七宝市，其他尚有扇市、夜市等等。这是唐代的成都，准确地说是唐僖宗年间的成都市场的情形。到了宋代，这些季节性特殊市场，更多变为季节性专业市场，甚至是每月都有，此类市场的性质是商业交易与游玩享乐两者兼而有之。细数下来，“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都古今记》）。一位名叫庆余的近现代诗人，完全依照每月所举行的季节性专业市场，用竹枝词的形式写了二十四首（每“市”两首）《成都月市竹枝词》，可见上述季节性专业市场，流风所披，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