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第6/9页）
当然形成这种季节性很强的市场，既需要民众对农闲的掌握判断，又需要商人和手工商业者依据每一物种由生长到成熟，包括加工成商品所需时间的概算。市场的形成都是他们长期经营总结的结果，比如蚕市在前蜀王建时期便颇成规模，“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宋代佚名《五国故事》）。因而这种季节性专业市场既有人为因素又有顺应天然物理的一面。首先是便于经营者对自己主营或兼营的商品加以购置罗致、储备运输，在时间上符合这些季节专业性市场对时间的特殊而短暂的要求。复次便于消费者在相应的季节里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以便购买立刻就用或以备他时再用。当然有的东西也可不分季节地在综合市场购买到，但其时鲜程度便大打折扣，而且因不合季节反而还比合季节性的购买要贵。不过有的物品也并不要求其时鲜程度，比如锦、香、扇、药等，因而消费者参加这些季节性市场交易的时候，有不少人是为了参与一些和时令内容相符的民俗风情观光，以及交朋结友的娱乐宴集。娱乐宴集自然是少不了诗酒流连，文人雅士徜徉其间，并以诗词记之而留下佳话，而我们更看重他们诗词中因歌咏成都市场而保存的文献价值，从中看出民俗风情及其相应的社会学、人类学的意义，借机明了时间对成都人进行商业交往的特别作用。
而天生就喜好游乐的文人们，更是在游乐之余或者在市场上买到了自己的东西，或者在市场旁饮酒找到了快活，或者与好友一起寻花踏青，获得了使人难忘的享受，等等。因而在游赏之余，还有雅兴将自己亲历的市场之点点滴滴描述出来，公诸同好，使得后人既可以从中赏析其艺术价值，学习作诗词之技巧，亦可以从中窥见成都经济消长的线索。这也许是文人们在获得“百无一用是书生”酷评后，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小用途吧。当然，歌咏各种市场的有很多是官员，有的甚至是被称为“遨头”的太守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譬如田况《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里就有不少关于专业市场的描绘，而蚕市便是其一。因蚕市在不同地点举行，田况便有分别歌咏大慈寺蚕市和南门蚕市的诗。关于前者，他写道：“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成都遨乐诗·三月九日太慈寺前蚕市》）田况没有直接写大慈寺前蚕市的买卖，而是用在蚕市上买蚕具、农具的老农和寺里面的笙歌对比，点染出成都人少愁苦、易欢乐的特点。也表明蚕市除了货物交易外，还是达官贵人和士大夫们车马喧阗、笙歌悦耳的游乐观光场所。而另一首描写南门蚕市的诗，则非常直白地写到市场上众多的货物买卖，对方便人们的生活和帮助农业生产发展的实质，“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夥，碎璅皆不遗。”（《成都遨乐诗·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
检阅上述二诗，我们可以得出，蚕市有多处，计有城南的得贤门、城东大慈寺、城西南的圣寿寺和大西门等。时间也不一定都在三月，三月蚕市或许是一个官方或者准官方的规定，要么干脆是一个从众的习惯。更多的时候，蚕市是在一至三月要举行多次，并非要等到三月才开张，那么季节性的专业市场也是相对的，不像规定的时间那般绝对。因为田况还有一首《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蚕市》诗以及《岁华纪丽谱》里载有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可以佐证。词人张仲殊曾有一首《望江南》：“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已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转引自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鬻蚕器》）苏轼有《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诗：“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他自注道：“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那么蚕市与遨游在时间上大体一致，而遨游时间比每年蚕市存在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但二者大部分时间是重叠的，这就是“蚕市趁遨游”，二者联合起来，以达商业贸易和笙歌游乐的双重效果。
张仲殊似乎只是把蚕市当作一个起兴的引子，其主要落脚点在于赞叹蚕市期间那些纵情遨游者的奢靡无度，男欢女爱。韦庄说：“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怨王孙》）一生未必到过成都的、写艳词的高手柳永也忍不住提到成都“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装艳冶”，可见当时成都蚕市及遨游已名声在外，或许就像汉代有人因不得见成都一面而遗恨终生一样。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旁看到蚕市的盛况——吸引了众多遨游之人的参与。
黄岳渊、黄德邻合著的《花经》，开篇辟首即大讲特讲种花养草的气候和土壤，可见得有适宜之气候及土壤，才能进一步说得上花草的培植。而成都的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土壤肥沃，《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百谷自生”，而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华阳国志·蜀志》），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比较适合梅花、海棠、芙蓉等花种的种植。花草本来就是我们传统诗歌及绘画题材中的常见对象，诗人们对其加以歌咏，画家们对其加以点染，确是他们分内之事，因为花草是最能移人性情的尤物。
但有关成都的花尤其是海棠、梅花的诗，我认为最好的还是抗金不成，郁郁从南郑退下来，不能施展其爱国之抱负，到成都做小官的陆放翁写得最好。他虽然没有直接写成都的花市，但他写到梅花及海棠的盛况，可以从侧面映证成都花市的繁荣，以及成都人的惜花之心。“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绝句》）陆游借此把对梅花的倾心喜爱，自己的醉意（真正的醉意以及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沉醉）及不得志的失意混合在一起，其复杂之情跃然纸上。而写海棠的诗则是：“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正妍。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花时遍游诸家园》）“市人唤作海棠颠”与“曾为梅花醉似泥”一样，堪称千古名句，由此可看出陆游对梅花与海棠的挚爱，非比寻常。
对于各种时令鲜花，既有文人的努力倡导，又有民众的喜爱，更有杜甫曾写过的一位黄四娘这样的农妇之爱花、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同时进行鲜花的买卖交易，以适应市场，因而成都花市的繁荣便不是空中楼阁。花市成为季节性专业市场，应是宋代的事。1018年，官员赵稹开放彼时成都花开得最为繁盛、园林规模最大的“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岁华纪丽谱》）。比赵稹晚几十年知成都的赵抃在作《成都古今记》时记载的花市为二月，寒食开放西园观花游乐的习俗，只保存了几十年的光景便被废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