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第7/9页）

因为旧日以农历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作为百花的生日，又称花朝，成都人在花期开花会，相沿成习。由于成习，很多本地人对此已无敏感，倒是一位随唐僖宗逃亡到成都的外乡人萧遘，对彼时成都的花市比较敏感：“月晓已开花市合，江平偏见竹簰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成都》）虽然不能确定此花市交易的准确地点，但是从水路运来进行交易则是无疑的。而且这个花市是从早上开始进行的，或者是个花卉的二级批发市场亦未可知，因为真正的个体消费者不可能那么早起来进行个体的单独消费，要么不全是或者大部分不是个体消费者。花市由唐代单一的交易，到宋代变成遨游节目的一部分，再到近现代成都青羊宫的花会，既是一个商业交易的机会，更是一个赏花游乐的好去处。

生老病死对于人来说是不用测算的，也无法回避，因为上天不可能给任何人这样的豁免权。但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在于要与不可回避的人生之一态——“疾病”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争斗，药的诞生可以预见就是如此抗争的结果。成都的药市见于《岁华纪丽谱》记载的有三次，全在观街（观街系玉局观之省称，与子城西南得贤门同处一地，有论者说或系今日柳荫街一带）举行（一为二月八日、二为三月九日、三为九月九日），大抵观街药市也纳入正月元日至四月十九日遨游必行之项目，因此前两次药市在春季举行，实为春季药市；另一次则为九月九日的秋季药市。

九月九日作为秋季药市的时间，并非是随意而定的，而是从较早开始，人们就有在九九重阳插茱萸避邪的习俗。宋人京镗曾有词云：“玉局祠前，铜壶阁畔，锦城药市争奇。正紫萸缀席，黄菊浮卮，巷陌连镳并辔，楼台吹竹弹丝。登高望远，一年好景，九日佳期。”（《雨中花·重阳》）而词人张仲殊以咏蚕市的同调《望江南》又描绘了成都药市的盛况：“成都好，药市宴游闲。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看神仙。缥缈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转引自陈元靓《岁时广记·吸药气》）京镗和张仲殊都写出了九月九日成都药市的盛况，九月的药市或许是成都一年的药市中交易最为火爆的时候，人们纷纷前去乘兴游玩、求医问药，这对深受潮湿气候之苦而又解方不多——“西南岁多疠，卑湿连春夏”（宋祁《九日药市作》）——的成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但在如织的人流中，除求医问药想将病治好的人以外，自然还有不少如张仲殊所说的“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的人，想在药市上寻求长生不老之方。对于此，有的文献记载更为详尽：“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转引自《岁时广记·吸药气》）

如上记载之史料，再一次证明，古往今来，想长生不死的人，绝非细民百姓。因为他们果腹尚难，苦海无边，谈何长生不老？只有那些不为生活所困的人，才可能兴起此等邪门之妄念。读书人入药市的目的，既是为“吸药气愈疾”，更是为“一粒定长年”，像这样违反基本生活常识的举动，竟然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认同。读书人应算是社会的有识阶层，尚且如此，中国社会的不堪，便不难想象。自然这其中有官员对长生不老的道教的号召，引起并无独立能力（经济上和思想上）的读书人的跟随附和。好在并不是一点批评的声音都没有，正是曾执掌成都权柄的宋祁对士人阶层在药市里寻长生不老之方的可笑做法，在《九日药市作》诗里提出了批评。而且他还在诗中表达了一些经商赚钱的经验，“乘时物无贱，投乏利能射”；药市中鱼龙混杂，药物质量没有保证，故而“曹植谨赝令，韩康无二价”，应该提倡严格打假。宋祁毕竟算有见识的读书人，在彼时已经提出了对药市的管理措施。

要言之，诗词里所表现出来的成都市场，所言的大多是现象及其热闹的表面，作为正规史料文献的佐证物来讲，它更多的是具备一些民俗风物的价值，而与经济如何发展、市场如何繁盛关涉不大。因为古代的读书人虽然也很爱钱贪利，但在诗词中他们总是习惯于侈言高论，一旦著书立说，注重的也是所谓的修身养性等大言玄玄的道理，而于致用之处缺乏应有的观照，像宋祁在诗中所表达的观点都相当地稀少。但是从诗词切入市场这个角度是我们所迷恋的。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中国是个等级森严之社会，因此汉语中对于某人到某地，其称呼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如平民百姓，无非是“到达”，成都的方言口语则更为轻描淡写——“走拢了”，一旦稍有级别的人到了某地便是“抵达”，更有级别者则是“驾临”，而军队之列阵到某地者则为“开进”，至于案犯嘛，就对不起了，属于“窜至”。公元756年6月，成都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到成都的称呼很特别——“幸蜀”。其实这位“幸蜀”的人物才是真真切切地属于仓皇“窜至”成都，以求保命。但人们对他的逃至成都，却不能据实以陈，因为他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皇帝之驾临成都，便成了“走拢了”的最高级别“幸蜀”。他之“幸蜀”可说是成都民众的大不幸，因为他的到来只能加重民众业已繁重的负担。

但总有人得了一点唐明皇“幸蜀”之幸，佛教徒们便是其中的幸运者。唐明皇逃到成都时，难民蜂拥入川，当时的彭州刺史高适说：“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高适传》），以躲避“安史之乱”带来的灾祸。有点地位的人逃入四川多至“道路相系”，那么平民百姓之悲惨逃命就更是难以数计。沙门英干——可惜的是，台湾比丘明复编的载五千多人的《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失载，因为大慈寺的敕建他居功至伟，尽管名为敕建，花的也还是纳税人的银子——正在施粥济贫的时候，被幸蜀的唐玄宗看到。仰佛力救济本该他所领导的国家拯救的灾民，或许感到愧疚，或许感到佛教之仁善，于是敕建大圣慈寺，并亲书“大圣慈寺”的匾额（这一匾额躲过了会昌武宗毁佛的劫难，却躲不过大慈寺被战火焚烧的命运），以示崇扬。

于是在成都城市东南部的，出现一片庞大的寺院建筑群，“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两万多间房屋，接纳僧众几千人（有的甚至说是一万多两万人）。其占地面积之大，令今日尚存之大慈寺望尘莫及。相传成都鼓楼街就是大慈寺钟鼓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就是以大慈寺庙门两根红石柱而得名，虽然这只是传说，亦可想见其广大。但就是据实而言，寺极盛时，其占地面积亦属不小：西抵今东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北街、庆云南街；东抵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寺院之宏阔壮丽，千拱万栋，名画纷呈，佛家胜景，一应俱全，不可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