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北京大学（第6/10页）

又忆一九二一年以前，余在小学任教，即深喜章氏之《文史通义》。一夕，忽梦登一小楼，由北面楼梯上，楼外三面环廊，楼中四壁皆书，又有一玻璃面之长方桌，桌面下一柜，亦皆藏书。余观之，乃悉是章实斋书，又多世所未见者。此梦醒来，初不为意。乃二十年后，不意此梦竟有印验，是亦余一人生平回忆中值得玩味之一事也。又余获睹章氏遗书后，又得戴东原未刊稿钞本一种，名《孟子私淑录》，为从来学者所未知，亦以廉价收得。与《章氏遗书》稿同携南下。今此稿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

其他尚有一家传本，为余在北平所发现者，则为北通州雷学淇所著之《竹书纪年义证》，凡四十卷。雷氏于纪年有两书，一为《考订竹书纪年》共十四卷，有刻本。余又知其尚有《义证》一书，在北平坊肆遍觅未得，后乃在北平图书馆珍藏书中得其家传之稿。其先乃由其家人献之，北大校长蔡孑民，请由北大付印，其眉端有陈汉章校。于上古之部较详，春秋后较简，不知何由此稿乃转入北平图书馆。余既择其有关者，一一补入余之《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又晒蓝本一部，而交还其原稿。一九三七年，始将此稿之晒蓝本交书肆排印，是年双十节后，余匆匆离平，而此书尚未印成，书首遂缺一序。及国民政府来台，有人携有此书在台重印，亦未有序。惟此书之流传，则实由余始其事也。

十一

余自一九三○年秋去北平，至三七年冬离平南下，先后住北平凡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琉璃厂隆福寺为余常至地，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遇所欲书，两处各择一旧书肆，通一电话，彼肆中无有，即向同街其他书肆代询，何家有此书，即派车送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图书馆，余转少去。每星期日各书肆派人送书来者，逾十数家，所送皆每部开首一两册。余书斋中特放一大长桌，书估放书桌上即去。下星期日来，余所欲，即下次携全书来，其他每星期相易。凡宋元版高价书，余绝不要。然亦得许多珍本孤籍。书估初不知，余率以廉价得之。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嘉庆刻本，即其一例。

余又曾在无锡城门洞一小书摊购得朱石曾《竹书纪年存真》一部，书价仅几毛钱。取以校王静庵所校本，乃知王校多误，朱本甚有价值。余特撰一文，收入《先秦诸子系年》中。傅孟真来余家借此书，曾遍嘱北京各书肆为彼访购，积数年，皆无以应。乃以余所藏晒蓝藏入中央研究院书库中。其他类此之例，难于一一缕举。余于明代以下各家校刊《竹书纪年》，搜罗殆尽。专藏一玻璃书柜中。锡予见而慕之。彼亦专意搜罗《高僧传》一书，遇异本即购。自谓亦几无遗漏矣。后余在成都，一女弟子黄少筌，专治战国史。余告彼，他年返北平，当以余所藏各本《竹书纪年》相赠，乃今返忆，真不啻如痴人说梦话矣。

又胡适之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余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携归，适书记贾克文新来，嘱其谨慎钞副，亦不敢轻付晒蓝。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既归，锡予闻而大喜。晚饭方毕，即邀余重去此书摊。余告以此书摊绝无他书可购，余亦偶尔得此。锡予坚欲往，乃乘夜去其地。书摊已关门，叩门而入。屋内电灯光甚微弱，一一视其摊上书，皆无足取，遂出。而书摊主人却语余，先生傍晚来购书，殆一佳本，先生廉价得之，故又乘夜重来乎。余曰，适偕吾友重过此门，再来相扰，幸勿介意。然彼意若终不释。

一日，一书估来访，适余案头展读《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书估谓，先生喜读此书，我有此书钞本仅半部，先生亦肯收藏供欣赏否。余嘱其携来，知出浙东某名家，纸张字样墨色皆极精美。藏之有年。及一九三七年春，余遍游琉璃厂各书肆，乃于某一家小书摊旁墙边书架中见一书，书品装潢精美有别，即于书堆中取出，赫然即余所藏《三朝北盟会编》钞本之另半部。惊喜出意外，即问摊主此书售价。摊主在余身旁，见余取阅此书，即甚注意。凝视余久之，乃曰，此乃残本，先生知之否。余答，知之。又问，购此残本何用。盖彼或已疑余藏此残本之又一半也。余曰，此书纸张字样墨迹书品皆佳，虽残本，置案头，亦堪供欣赏。摊主乃言，本摊不拟售此残本。余曰，既不拟售，为何陈列此架上。摊主久默不语，乃曰，此书既不售，可勿再论价。余知难强，乃默记其地址而去。特招一熟书估来，告其事，嘱为余设法得此书。书估去，数日后来，告余，已赴此书摊，先与摊主求相识。彼书系残本，决不易售出，先生万勿再往。彼知先生有此书之半部，必高昂提价，难以成议。当冷淡一时，我必为先生取得此书来。乃此后战氛日迫，余亦无心及此。至今追忆，余拥有此书之半部，今亦已不知去处矣。

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三七年，余一人匆匆离北平，临时特制二十余大箱，将所藏书装其中。及全家离去，蒙宅主人雅意，愿辟一室堆此诸箱。谓此宅决不再租他人，侯他年事定，可再来取。不谓余自抗战胜利后，竟未再去。倘移书南下，运费尚易筹措。此大批书之藏处，又须每夏晒晾，乏地乏人，迟疑有年。后余去江南大学任教，方拟移书送学校存藏，而共党已到北平。宅主知余老友锡予在北大，走告，促其即移书去，彼不敢为此获罪。锡予亦无法，乃嘱一与余相熟之书估取去。书估愿出百石米价。取余书去时，余已在广州，得此讯，即电告锡予，所藏书仍盼保留。书估允不以出售，待他年余返北平，出百石米价，可全部让回。后余在香港，老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备藏书，得《资治通鉴》一部，乃余先兄声一先生生前阅读本，由先兄手书书根，书中亦多先兄手迹，乃余特从苏州家中携去北平。今此书出现港埠，则其他五万册书，流散人间，可以想见。然其时锡予已死，无可查询。又余藏书绝不加盖私章。尝谓，余所藏书，几乎无不经前人藏过。有一书而经六七家以上之收藏者。又记有《皇清经解》一部，显有谭延闿藏印。当代巨公之藏，乃亦转入余手，亦堪诧慨。余又何必多增一印，以供他日别人之多一嗟叹乎。不谓余年未七十，此言已验。则洵足增余私人之嗟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