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21/52页）

对他人来说，逃避或避开他是毫无异议的。作为一个哲学家、美术馆馆长、经理人和辩论家，斯蒂格里茨在美国确立了摄影的艺术地位。鉴于他自身伟大的成就，爱德华·韦斯顿简洁地说道，他是“艺术上的拿破仑”。当韦斯顿在1922年给他看自己的相片时，这个“超级自我主义者”“说话带着空想家的理想主义”。斯蒂格里茨影响的强度、力度和范围意味着人们要获得解脱，就不得不彻底拒绝他。对于埃文斯来说，这很简单：这一“令人惊叹的唯美主义者”的“沉重的教条和规矩”在实践上迫使人“受启发反对”他。对他人来说，这样的反对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弑君，或甚至是弑神的结果。

在1922年的纽约见到斯蒂格里茨后，韦斯顿重返西部。然后在1923年，他和蒂娜·曼多蒂旅行去了墨西哥城。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后不久，韦斯顿梦见有人告诉他“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死了”。韦斯顿立刻意识到这一梦境的“重要性”与“象征意义”。多年来，斯蒂格里茨已成为韦斯顿献身其中的“摄影理想的象征”。他立即认识到这个梦指向“我的摄影观点的彻底变化”。

1927年5月，一个朋友写信给已回到加州格兰岱尔市的韦斯顿，指出斯蒂格里茨感到他的“照片缺乏生气与激情的火焰，多多少少是死去的事情而不是当今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来自报道的话语立刻让韦斯顿回想起曾在墨西哥所做的梦，有力地说明他和“太多的其他人”已将斯蒂格里茨架上了偶像的“基座”。韦斯顿写道：“人们不愿承认英雄的倒下。”但到了1932年，他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愿意给予斯蒂格里茨“在我生命中的某一重要联结时刻的应得的赞美，我明白自己要什么，也得到了。但那一时刻早已远去”。不过，斯蒂格里茨当然不高兴其影响力就这样被归入历史的垃圾箱，他在1928年发表于《创意艺术》的一篇文章中抱怨韦斯顿只引用画家和作家对他生活产生的力量，但“避免提到摄影师”（斯蒂格里茨主要指他自己的影响）。不用说，韦斯顿对此指责感到愤怒，但又不予理会，将之看作是这位老人习惯性的“烦人的牢骚”。部分的确如此。但在其他方面，斯蒂格里茨对这篇文章的回应是富有见地的。在1928年9月给斯特兰德的信中，斯蒂格里茨表达了他对韦斯顿的忧虑：“他是个好小伙，但有很强的美国式伪君子倾向……他只有忘记要当艺术家——可能他会接近这一目标。”(27)

随着所有这些带有敬意的诋毁和痛苦的仰慕，可以愉快地注意到，斯蒂格里茨给韦斯顿的最后一封信——那封哀叹缺乏“真正的洞察力”的信——是热诚而大方的。在告诉韦斯顿自己不善于冷嘲热讽、嫉妒或艳羡后，他祝福韦斯顿即将到来的婚礼。那是在1938年，是在斯蒂格里茨拍出他最后的摄影作品之后。

这两人在北美洲的东西两端度过余下的大部分岁月。他们又遇见过两次，但再也没有拍摄过彼此。而他们对彼此说的话代替了不再存在的照片。这也不失为一种看法。另一种方式就是他们在作品中不断相遇。

将丽贝卡·斯特兰德、多萝西·诺曼的一些照片以及他侄女乔吉·恩格尔哈德（Georgie Englehard）的古怪镜头等放在一旁，斯蒂格里茨拍摄的大量裸体照都和一个女人相关，那就是欧姬芙。另一方面，韦斯顿有着为数众多的女朋友，都长相出众，且乐意为他宽衣解带。他是那种所谓的阅人无数（得到的屁股比马桶坐垫接触的还要多）的男人中的一员。这一表述用来形容韦斯顿再恰当不过了，至少从摄影上来说，他也得到相当多的马桶。韦斯顿早就在考虑拍摄“这实用和体面的现代卫生生活的配件”。但要到1925年的10月，在墨西哥才腾出时间来做这件事。受到马桶功能性和有光泽瓷釉的“特别之美”的吸引，当他在相机的磨砂玻璃中第一次察看时，他完全“震惊”于它的“神圣的人体形式”，感官的每一个曲线，且没有瑕疵。这里没有反讽（韦斯顿似乎暂时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对于韦斯顿来说，人类——最著名的是斯威夫特的西莉亚——去卫生间的需要不构成人体的不完美。根据他的传记作者本·麦德（Ben Maddow）所言，他于1934年遇到的卡里斯·威尔逊（Charis Wilson），其吸引力部分在于她代表的新类型：受过教育，贵族气派，“但又粗俗，性观念开放，对尽职责不感兴趣”。

韦斯顿对于马桶的兴趣部分在于其形式是功能的忠实表达。在技术上传达马桶之美要比他设想的要更为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工作压力太大，“每一刻都在害怕有人急需如厕，比我更有理由要用马桶”。他承认对一些拍摄结果很失望，但在一番坚持后，以几张底片结束。选择冲印哪张也是个难题，因为他不能确定他“爱哪个，最喜欢老的或新的厕所”。(28)

在几天之内，他开始拍摄新系列照片：安妮塔·布伦纳（Anita Brenner）的裸体。一开始他并不很热衷，但很快他就因她“激发审美的形体”而兴奋起来，就像他被马桶吸引一样。他所称赞的“最为出色的一组裸体”是“该系列中许多完全非个人化的，无法唤起人们对令人脸红心跳的胴体的兴趣”。如此看来，屁股和马桶并无差别，尽管，不用说，韦斯顿在嘲弄那些把两者等同起来的俗气之人。

到1928年7月，他有了一个“新情人”，费伊·富卡（Fay Fuquay），他为她拍摄了一个特别的底片：

她向前弯腰直到她的身体在腿上贴平。我观看她突起的臀部呈锥形，到脚踝便成倒转的花瓶，其臂膀形成底座的把手。当然，这是一幅我不会向公众呈现的作品。我会被认为下流。这是多么悲哀啊，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优美的形式。而大多数人只会看到屁股！——哄笑，正如他们看到我的马桶一样。

韦斯顿在1929年的3月洗印了这幅“后位像”并惊奇于它的雕塑特质：“人体非常匀称地呈现出来，臀部从黑色中心突起，阴部非常清晰，所以我永远无法公开展览这张相片——门外汉们会误解。”实际上，这幅“后位像”只为后代的眼睛而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