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15/16页）

十一

顺便说说北岛。

必须承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北岛的诗歌唤醒了整整一代人沉睡的思想，他成为一座山峰，高不可攀。尽管在我最初学习诗歌写作的那几年，新出版的刊物上已经很少能见到北岛的名字，但他的作品仍然能够从图书馆里的各种旧杂志和诗歌选本找到。可以说，在习诗初期，北岛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几个诗人之一，《回答》、《雨夜》、《结束或开始》、《宣告》等作品都深深地激励着我年少的心灵，至今我仍然对其中的大部分喜爱有加。

经过十年左右的“沉默”，随着政治的开明，90年代后期，北岛的诗歌和散文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国内的刊物上；新世纪以来，《读书》、《书城》、《天涯》、《收获》等刊物开始较为密集地出现北岛的文章。2003年初，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北岛的诗》，这是90年代以来国内首次出版北岛的著作集。不要小看《北岛的诗》的出版，虽然它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以往，但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文学事件铭记。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要有谁的诗集出版可以成为“事件”，那么只有北岛才可以享受这项荣誉。其他诗人，无论海子还是昌耀，都不能。自北岛1989年去国，由于种种原因，在祖国大陆出版一本诗集已经成为比登天还困难的事情。——其实，别说是出版诗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机会也是渺茫，甚至连名字也成了省略号。我曾经读过一些论述“朦胧诗”的论文，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那些学者竟然连北岛的名字都不敢提及，或者只是提提名字而不敢分析其作品，倒是其他不那么重要的“朦胧诗”成员被连篇累牍地分析、解释、夸赞。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在特定的环境中，我们也不能指望每一个学者都有顾准般的学术良心。

有了《北岛的诗》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几年，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岛的散文集和随笔集。

从2004年春天开始，到2005年夏天，我一直关注着《收获》杂志北岛的诗学随笔专栏。2005年8月，由这一专栏的9篇文章组成的随笔集《时间的玫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在第一时间购买，并进行了系统的阅读，但阅读的结果却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按理说，诗人写诗人，必定是文采飞扬，独有洞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些随笔中，北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文人逸事和罗曼史之中沉溺不出，甚至如王家新所说，“大量引用了传记资料，但又一概不注明出处”。有时候则干脆大批量地引用诗人的原文而不做一句解说，其中一篇文章，引文部分占了全文的一半字数。

这些文章最常见的表现是：无法在思想深度上挖掘时，就绕道而行，列出一首诗来逐字逐句煞有介事地分析，或者举出几种译本进行比较。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是，将各种翻译文本作比较时，北岛随时都会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自恋——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译本最佳而批评其他大多数译者，却忘记了自己的有些译本是站在前人的成果的肩膀上“攒”出来的，这是引发王家新撰文“商榷”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对待同一个诗歌大师，北岛与王家新的区别主要不是对作品领悟能力上的区别，而是态度上的区别。在北岛的字里行间，时常表露出“我是大师的朋友”、可以与大师并肩而坐的自傲。比如在《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中，分析完策兰《花冠》一诗之后，北岛首先赞美《花冠》“是最伟大的现代主义抒情诗之一”，紧接着又说，这首诗“和特拉克尔的‘给孩子埃利斯’和狄兰·托马斯‘那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一起，作为任何时代任何语言最优秀的诗篇，由我推荐并选入2000年柏林国际文学节的纪念集中。”这种语气多少可以看出北岛的姿态。难怪王家新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不无讥讽地说了一句：“看来策兰有福了！”

而在《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一文的开头，北岛写道：“里尔克一生写了2500首诗，在我看来多是平庸之作，甚至连他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在分析了《秋日》一诗后，北岛说：“正是‘秋日’这首诗，使里尔克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该文的结尾部分，北岛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行文至此，我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修正，这与我重新阅读时被其中的某些精辟诗句感动有关。”由此可见，北岛对一个诗人定位的严谨性——从另一角度而言，是“随意性”。既然在策兰和里尔克等大师面前都如此“傲慢”，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北岛说出那句颇有些盛气凌人的“（王家新的译作）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的自得了。

与此相比，面对大师的作品时，王家新要谦逊得多，他主动将自己置于一个读者和一个学习者的立场。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频频出现这样的文字： “对于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我永远要求自己的是去读，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读，哪怕他们的诗我并不是全部理解或喜欢，哪怕随着我们阅历的扩展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某种局限性。”“在词语的黑暗中，从策兰那里所传来的一声模糊而又痛苦的‘永不’，所陡然显现的诗的深度，经常使我这个‘诗人’痛苦而羞愧。”“从这些诗中体现的那种罕见的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那种对一个诗人命运的承担，那种从词语间显现的‘痛苦的精确性’，都深深地激励着我。”“的确，这是‘最难理解’的一部诗集，迄今我仍不敢说我读懂了它的每一首诗，我想这对我或其他任何读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不敢说我就能胜任，更不敢说我译出的就是‘德语中的策兰’，我所能做的是尽力译出我心目中的策兰。”……

对待名家名作截然不同的态度，构成了北岛与王家新的分歧，因此，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北岛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诗人，他的部分诗歌作品将被文学史所铭记。在我阅读到的汉语诗人中，北岛足以排在首位。但在对外国诗歌大师的阐释方面，北岛没有给我们如同他的早期诗歌般的惊喜。在我看来，虽然至今北岛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但那主要得益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打下的基础。1985年以后，北岛的诗歌就乏善可陈，再也拿不出像《回答》、《雨夜》、《结局或开始》那样激动人心的作品了。当然，这一许不是诗艺的问题，而是时代在改变，诗歌的社会功能已经远不如三十年前那般重要。诗人的形象也不再是万众景仰的闪着金光的斗士，而是位于社会边缘、寂寞的物种。因此，作为诗人的北岛，近二十年来，其作品的价值远不如作为“人”的北岛更值得重视。同是北岛散文集，我更喜欢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失败之书》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青灯》，它们自然自在，见性情，虽然没有什么深度，但人们至少能从中感受到一个脱离母语环境的诗人流落异国的种种真切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