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6/16页）

如今，这些人都已经成为中国各界名流，难怪徐敬亚则认为《这一代》“大气磅礴”，野夫更是将其赞誉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了。

《这一代》的面世，颇费周折。印刷厂印了一部分文章后，不愿意继续印了，原因是他们认为部分作品有“思想问题”。于是学生们用“红卫兵”的手段，冲进印刷厂把已经印好的部分硬抢回来，然后高价找人装订。因为此前印刷厂只印了1000张有台阶和脚印图象的封面和刊登有怀念张志新的版画的封二，抢回来的一万余本散页，只好另外设计一张简单的没有图片的封面。又用蜡纸刻写了《告读者书》，油印在封二上，蒙住原本封二那张版画。因为印刷厂没有印刷其中的部分内容，所以，《这一代》缺少了十多页，是一本“残缺不全”的杂志。

在《告读者书》的开头，编者无奈地写道：“由于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单位突然停印，这本学生文艺习作刊物只能这样残缺不全地与读者见面了。”而最后一段，则是显得甚为坚决：“《这一代》创刊号的残废决不意味着这一代的残废！”

刊物出版后，影响巨大，当年的《这一代》副主编张桦在2008年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的采访时，这样介绍道：

回到学校我们是全年级动员，打包的打包，登记的登记。每个学校1000本，12000本杂志分做300包全部寄出。我们自己留了4000本，第二天同学又分成15个小组到武汉各高校去叫卖。每本五毛，第一天卖出去不到1000本，与原来想像的一抢而空相差甚远。但到了第三天同学还没起床，宿舍楼走廊内外便人头攒动，开始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是来买杂志的。于是顾不上洗脸刷牙，先开门迎客，很快就把几千册存书卖光了。但来买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人看书已经卖完，就游说我们的同学，说自己是多么求之若渴，结果有的同学真被说动，把自己的那本也卖了。

不光武汉如此，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是在一小时左右一抛而光。据说杭州大学的同学摆开桌子跳上去高声吆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结果很轰动。南京大学的同学担心意外，等到天黑才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起鬼市，效果同样出众。当然也有一本没卖的，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杂志刚寄去，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后来又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当时还出现“黑市”，杂志价格很快被抬到一块钱、两块钱一本，最高的达到了五元，是原价的10倍。

……我们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是那个街道装订社的一个小伙子给的。我们拿货的时候，一位工人趁势把一封信塞到我手里，信中写，他今年30岁，还是个临时工，未经我们同意，用印废的纸页自己装订了一本，读后激动得夜不成眠，现在杂志在他的朋友手里，挨个儿排队读……（[HT][HK]《〈这一代〉：半本学生杂志引起的全国轰动》）

我曾读到一份近30年前的政治资料，是当年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鹏程在1981年8月7日举行的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积极发挥党的助手作用，认真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在讲话中，周鹏程专门谈到了武汉大学对《这一代》停刊后的善后工作：“武汉大学团委协助党委做好参加《这一代》刊物编辑的同学的思想工作，都是坚持疏导方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这表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实行疏导方针，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达到帮助和教育学生分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觉悟，纠正错误的目的。”细心的读者从这一段话，可以揣摩到当年的某些文艺和思想的氛围。

从张桦的访谈可以了解到，让《这一代》“出问题”的，主要是里面的诗歌作品：

《这一代》出事就出在“愤怒出诗人”那一栏内容上了。其实小说是杂志的主要部分，小说足足占了48页，但最后惹事的却是名为《愤怒出诗人》的诗栏。里面一共有7首诗，有6首都出自武大同学。那时候正是军队诗人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走红的时候，很难说这组诗不是它的连锁反应。其中最出名也最惹事的两首是《桥》和《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

《桥》是王家新写的，写连接北海和中南海的汉白玉大桥。其实那时候王家新还没去过北京，都是我给他讲的。我暑假回北京去北海玩，看见桥上突然竖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铁栅栏，望去有一种探监之感。回校以后我跟王家新讲起这个事儿，他神思手快，昼夜之间就写了一首上百行的《桥》。

另一首《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据作者叶鹏说创作动机萌生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段批评新闻，北京百货大楼门前停满了公家轿车，当时报道说，这是有权势者坐公车购私物。他的这首诗里火药味很浓。

作为《这一代》的编辑和作者，相信王家新在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时，肯定会有诸多感慨。但他对这段往事几乎从未详细提及。通过多方寻找，我终于在2010年6月下旬读到了王家新写于2008年夏天的一篇短文《“这一代”仍是一种集体想象》。但即使是在这样一篇专题性文章中，也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份撕心裂肺的“投入”：“不用多说，《这一代》是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这一代》之所以在当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除了刊物内容，我想和这个名字肯定也有关系。它在各地77级、78级大学生中唤起的，正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和集体性的自我意识。……还没有毕业，我就不愿再提《这一代》和我那首人们四下谈论并曾引起高层震怒的《桥》了。这倒不是因为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某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已渐渐变成了另一类人。那个参与《这一代》、连夜写下《桥》那首‘诗’的人，是我吗？我是愈来愈不相信、也愈来愈不在意了。”

王家新反思极有价值。当3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代》，将会发现，《这一代》发表了什么类型的作品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这些作品曾令“高层震怒”。最值得研究的是这样一份刊物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作为当事人的王家新对这段往事的深刻理解。事件的一大成果，就是促进了王家新的思考，他开始从青春期对“集体”的狂热逐渐转入了完全属于个体的独立思考之中。正如他在90年代后期创作的长诗《回答》所写：“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作为一个读者，我在读了他发表在《这一代》上的《桥》节选之后，更深切地领会到王家新“对‘集体兴奋’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以及最终写出《帕斯捷尔纳克》等具有独立担当意识的诗歌的思想渊源。那些对王家新的“知识分子诗歌”持批评态度的人如果了解当年的这些情况，或者读过当年王家新的另外一些作品，也许他们对王家新的偏见会有所扭转。此外，对王家新一直不愿意明言的毕业分配问题，我似乎也从中找到了某些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