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9/16页)
诗歌的最后一节,是自省后的灵魂坦白,先贤“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这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的环境太惨淡;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诗人通过先贤的足迹找到了自己灵魂的支撑点。诗人意识到,要说出这种忧伤、探寻和质问,需要的不仅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忍耐与坚持,那是诗歌开头所说的“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以及最后一句:“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这里的“冰雪”,自然不是自然界的冰雪,而是一种冰清玉洁的伟大精神。
这是一个中国诗人与外国大师的灵魂的相遇,王家新没有流连于单纯的致敬,而是由外及内,由彼及此,用一个伟大的灵魂来拷问自己的生活和内心。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生存环境与个人思想之间的交锋,完成了诗人之间的相互寻找和潜在交流,使这首诗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
《帕斯捷尔纳克》诞生于1990年冬天,但不仅属于90年代,在整个中国新诗史范围内,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当我们看多了那些“一地鸡毛”式的文学作品再回过头来阅读它时,就会深切地感受到它的重要和伟大。读完这首诗,我想起了三个词,那就是“怀疑”、“承受”与“担当”。从这几个词入手,基本上可以解决王家新诗歌的阅读问题。那一年正好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于是我模仿《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首题为《怀念》的朗诵诗。后来,《怀念》分别出现在学校的文艺晚会、某民间社团举行的纪念诗会以及当地电台的节目单中。但模仿永远是模仿,李鬼不会成为李逵,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一过,“李鬼”无疾而终。
七
1994年初,我在四川乐山一家造纸厂图书馆里的一本《花城》上,读到了王家新另一首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这首诗风格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去甚远,多了短句和叙事而少了抒情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高贵品质。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
又一场暴风雪
止息于他的笔尖下,
静静的夜
谁在此时醒着,
谁都会惊讶于这苦难世界的美丽
和它片刻的安宁,
也许,你是幸福的——
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
松木桌子留了下来,
这就够了。
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别无他求。
何况还有一份沉重的生活
熟睡的妻子
这个宁静冬夜的忧伤,
写吧,诗人,就像不朽的普希金
让金子一样的诗句出现
把苦难转变为音乐……
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松木桌子上燃烧,
突然,就在笔尖的沙沙声中
出现了死一样的寂静
——有什么正从雪地上传来,
那样凄厉
不祥……
诗人不安起来。欢快的语言
收缩着它的节奏。
但是,他怎忍心在这首诗中
混入狼群的粗重鼻息?
他怎能让死亡
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
笔在抵抗
而诗人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严酷的年代
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为什么不能变得安然一点
以我们的写作,把这逼近的死
再一次地推迟下去?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蜡烛在燃烧
诗人的笔重又在纸上疾驰,
诗句跳跃
忽略着命运的提醒。
然而,狼群在长啸,
狼群在逼近,
诗人!为什么这凄厉的声音
就不能加入你诗歌的乐章?
为什么要把人与兽的殊死搏斗
留在一个睡不稳的梦中?
纯洁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
会在生存中
更为狰狞地显露,
那是一排闪光的狼牙,它将切断
一个人的生活,
它已经为你在近处张开。
不祥的恶兆!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这巨大的恐惧?
诗人放下了笔。
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
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
狼的嗥叫传来,无可阻止地
传来……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么写作?
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瓦雷金诺叙事曲》创作于198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发表于《花城》1992年第6期,诗歌参用了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对爱情的描述,在雪夜中写诗,屋外的狼嗥声,狼群向房子逼近等。
全诗的中心是“蜡烛在燃烧”,其余所有联想和对现实的描述都围绕这这一意象发展。在这里,蜡烛不仅能让人联想到炙热的火,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光明的象征。群狼自然也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猛兽,还是生活中的某种逼压。漫长而广阔的冬夜与一豆烛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同一个惨烈的世界之于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那是一种从外到内的巨大重压。而正是在这微弱但从不熄灭的烛火中,诗人敞开了自己的灵魂,他向往美丽的爱情,无惧苦难的逼近。一种高洁而不妥协的形象,自《瓦雷金诺叙事曲》开始,出现于众声喧哗的中国诗坛,王家新从此成为中国诗人中一种知性与智性的代表,他的诗已不仅是诗,还是一种思想。
如果我们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可以在《瓦雷金诺叙事曲》与《日瓦戈医生》之间发现很多互文,比如它与《日瓦戈医生》一书中的《重返瓦雷金诺》这一章之间的关系(在诗歌细节方面),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短诗《冬天的夜晚》之间的关系(两诗的关键词句都是“蜡烛在燃烧”),以及诗歌叙述的生活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和苏联的确有相当大的共同性,虽然时间不同,但两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却面临相似困境,这也许是王家新接受帕斯捷尔纳克并将其引为知己的原因。关于这一点,王家新并不避讳,1993年,王家新在接受陈东东与黄灿然的书面采访时,谈到了自己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我不能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就是我或我们的一个自况,但在某种艰难时刻,我的确从他那里感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似乎他那皱紧的眉头,对我来说就形成了一种尺度,以至于使我一直不敢放松自己。”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深入骨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