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已经出生，巨著总会完成（第5/15页）

其实，不独诗歌，演讲、电影、摇滚乐在那个年代亦大受欢迎。据西渡《燕园学诗碎忆》介绍，1986年举行的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期间，某作家在大饭厅讲演，听众几乎把大饭厅挤爆，饭厅外，无法入场的人群把门板都挤翻在地。另一个作家的讲演也受到热烈的欢迎，掌声频起，学生将其奉为神明。讲演结束后，学生开始递纸条，有提问题的，也有表达见解的。有一张纸条故意唱反调，上面写道：“XXX，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这个作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念完条子后，冲着台下喊：“有种的，到台上来比试比试！”结果挑衅者没敢上台。在那次艺术节期间，崔健的演唱会也受到追捧。演唱会后，北大便成立了“崔健后援会”。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末就与北岛同时出道、如今几乎已经被公认为“朦胧诗最优秀的诗人”的多多，在80年代并没有获得与其诗歌质量相称的荣耀。西渡说，在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期间，主办方邀请北岛、顾城和多多到北大与学生座谈，座谈会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学生向多多提问。“多多起身要走，被北岛拉住。有人向多多提问了：‘多多，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笔名？是否和一个个人悲剧有关？’这比没有问题更糟。多多讲了几句话，大意是他本来很尊敬大学生，他来这里，是抱着交流的愿望的——但是座谈会的目的显然不是交流，它更像一种仪式。对北岛、顾城来说是一种致敬的仪式，对多多来说就是一种冷落的仪式。”而海子则在这一年获得了他写作生涯的第一个奖项：北京大学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特别奖”。

从唐晓渡的长文《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中，我们还可以找到1986年发生的其它值得注意的诗歌事件：

1986年1月，《诗刊》在当年第一期推出了“青春诗论”专号，对青年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大讨论，不同诗歌观念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锋。此举在《诗刊》1957年创刊以来，堪称空前；直到2010年的今天，这家刊物仍没有再推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诗论专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堪称绝后。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人们一向认为是“老套”和“腐朽”的《诗刊》，其实也有“青春”和“激进”的时候。

1986年底，一向作为中国先锋诗歌重镇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停刊。《中国》的诗歌稿件由著名诗人牛汉先生主持，在那几年，牛汉编发了大量当时尚不为人知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在民间诗坛口碑极好，但传统的力量还是太强大了，这个刊物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986年10月推出“巴蜀现代诗群”专辑后，编辑部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要求改变刊物宗旨和风格。两个月后，《中国》出版“终刊号”。一个曾经颇受青年诗人拥戴的刊物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而牛汉先生也因其倔强、高岸的性情和人格，赢得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诗人的尊敬。

1986年8月底，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在兰州举行，此次会议，是1980年4月“南宁会议”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诗歌理论研讨会。用唐晓渡的话说：“‘兰州会议’的特点既不在于与会人数的众多，也不在于与会者所持观点的杂然纷呈，而在于探索了包括理论、批评在内的当代诗歌进一步深入发展采取的方式与前景。此前或许没有哪一次会议能像这次这样，一方面，主办者自觉地将‘引导’的意志削弱到最低限度，更多的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发言人在坦陈己见的同时也注意倾听不同观点的表达，以营造某种平等对话的气氛。”别看唐晓渡的表达很平静，事实上，只要稍微了解80年代文化状况的人就会知道，在一次会议中能够真正做到不同观点“百花齐放”，倾听不同的声音，经历了一段十分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大部分“著名评论家”和“著名诗人”是听不得稍微异端的声音的，而且“名人”们当惯了年轻人的“老师”，动辄就希望去“引导”和“教育”青年诗人，你不想“被引导”和“被教育”还不行。关于这一点，稍后在涉及“南宁诗会”的内容时会谈到。

但与此同时，唐晓渡也清醒地认识到，兰州会议上，“著名人物”们在观念上似乎有所进步，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存策略而已。《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中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一个在会上听了青年批评家金丝燕题为《诗的禁欲与奴性的放荡》的发言后满脸堆笑地赞叹“讲得真好”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就来了个“华丽转身”，原本满脸的笑容边成了冰霜，沉痛地检讨自己“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警惕得不够”，同时又自我开脱地质询：“为什么我们的刊物会发这样的文章？”如此为人方式，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但每一次读到这样的章节，我都会忍不住被吓出一身鸡皮疙瘩。

“兰州会议”也不是一味地严肃和沉重，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插曲，“众多循规蹈矩的诗论家们通过不请自到的四川青年诗人尚仲敏，第一次领教了所谓‘第三代诗人’的‘出格’风采。他为人们带来了好奇、神秘，最终据说还有愤慨。他有关‘第三代诗人’的定义令他们目瞪口呆。他说：‘诗人像老道一样感悟人生，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代诗人。’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这位二十郎当的‘老道’在联欢会上自告奋勇要表演一个节目，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节目竟然是声情并茂地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

四

洪子诚和刘登翰先生在《中国新诗史》中认为韩东“有一些诗，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麻木的反思和批判，但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真实体验”。这一说法仅就内涵而言无疑是准确的，韩东的作品具有“反文化”、“反崇高”等特征。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韩东的诗歌在语言和技巧方面与上一代诗人的巨大反差。事实上，韩东对于语言和形式极为注重，他曾经发表过一个极为著名的论断：“诗到语言为止。”创作于1984年的《你见过大海》是这一论断的证据：

你见过大海

你想像过

大海

你想像过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像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像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