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第13/29页）

/十六/

张富贵就是前大队书记，在朝鲜打过仗，在国内也打过，头上一块很大的伤疤不长头发，所以总戴着帽子。帽子还是当兵时的帽子，已经发白，上了补丁，补丁也已发白。他之所以被降为第二把手，是因为他反对大队分红，主张小队核算。清平湾老少三百余口，土地是全川最好的，公社决定在这里搞大队分红试点，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知识青年都赞成公社这主张，认为此乃历史前进必然之途径，改天换地当然之招法。由小集体到大集体再到全民所有制，最后消灭阶级以及赖阶级以生存的国家才能环球一片红，使三分之二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全都过上好日子，这，无疑是一条革命的康庄大道。男女生坐在一起开了会，在女生窑里。男生低头耷脑地进来，女生都躲到一个角落去，油灯微光照亮之处都没人坐。然后开始互相催促着发言，渐渐说起来，总听见“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觉得站到斗争前列去，坚决支持大队分红，要与张富贵斗争，但张富贵毕竟是同志，所以还应该把矛头指向真正的阶级敌人。村里有一个地主。“谁呀？”“是谁呀？”都不知道，光知道有一个地主。又严肃认真地探讨了一回理论。说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节时，产生了疑问：清平湾目前没有半点儿机械化，人力、牛力、犁、镢头，与几百年前绝无不同，何以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呢？大家沉默着坐了半晌。终于小彬想到：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生产工具不是生产力，掌握生产工具的人才是生产力，掌握了革命思想的人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解决了理论问题，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油灯跳跃着，我心想这土窑洞里还真有马列主义。小彬说话时，刘溪一直看着他，这让他永生难忘。其实大家都一直看着他。

我们去找张富贵，想争取他。我们自信比梁生宝27和萧长春28水平高。张富贵偏偏是第二把手，这像小说。小说中的二把手常是要人来争取的。

张富贵不在窑里。炕上坐着个老汉，是怀月儿的爷爷，正捻毛线。在陕北，捻毛线，织毛衣、毛袜，都是男人的事。

“您说，大队分红好，还是小队分红好？”

怀月儿爷爷啰啰唆唆说很多，他不识字，又结巴，说得我们打了哈欠还不知道他要证明什么。窑里只有两只木箱，几个瓦罐。猪在灶台边“喀哧喀哧”蹭痒痒。灶台上睡着一只猫，时而睁一下眼睛看那只瘦猪。猪卷动了几下尾巴走开了。炕上一条毛毡，两条被。窑掌里一个很大的荆条编的囤子。木架上整整齐齐码了些红薯。满窑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

“那就好咧——”怀月儿爷爷终于告一段落。

“什么好咧？大队分红好咧？”

“就是的，小队分红好咧。”他还有点儿聋。

“小队分红好？”

“嘛！”这次回答得明确。

男生看女生，女生看男生，又都四周看。怀月儿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高兴，带着两个弟弟在炕上抛一只猪尿泡。猪尿泡里吹足了气，用线扎紧，像一只土黄色的气球。墙上贴了很多布票，仔细看，有过期的也有当年的。家家都买不起那么多布，娃娃们就把布票贴在墙上当画画儿看。

“那您说，是小队分红好呢？还是单干好？”

我们想引导他忆苦思甜。似乎只要证明了小队分红比单干好，就自然证明了大队分红更具优越性。

怀月儿爷爷愣了一下，把脸凑近些，压低声音问：“能哩？”颇为怀疑地看我们每一个人。

“什么能哩？”

“球，谁解不下这事？不是不敢言传？众人心里明格楚楚儿价。小队分红好，可还是不顶单干。”

大家又互相看，都没敢轻易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怀月儿爷爷是彻底的贫农，烈属，有三个儿子，一个死在青化砭，一个死在沙家店。

“这号话不敢乱说哩。”他从我们的神情中大约觉察出了什么，又专心于他的毛线了。一会儿又说：“随咋价。受苦人解开个球。”

我们又去问徐财，村里那个地主是谁。徐财说那人叫李正发，已经死了三年。

/十七/

在清平湾的头一年我们吃的国库粮，每人每月四十五斤，玉米、麦子、谷，还有几两青油。老乡们就说我们也都是“公家儿的”。老乡们常要吃麸子，吃糠，还吃一种叫“叶子”的东西（我至今不知该是哪两个字，查了《辞海》也无结果，总之比糠还难下咽）；若吃一顿净玉米干粮便如过节般喜庆。老乡说我们：“这些窑里有办法。”“这些的老子都是中央的干部咧！”说的听的都点头，确认我们给公家为儿乃天经地义，每月吃四十几斤好粮无可厚非。

婆姨们常拿着鞋底聚到我们灶房前来纳，赞叹说，“这些吃的好干粮！”“洋芋菜、萝卜菜，浮面常见漂的油！”然后纷纷给我们以指教。北京式的窝头引得他们笑，说“这看糟践成了甚”，玉米面还是要发了蒸“黄儿”才是正道。菜要煮烂，否则岂不是生吃了？白面不如掺了豆面擀成杂面条条，切得细细的，调上酱和辣子，光吃白面能吃几回？我们二十个人，轮流每两个人做一天饭，都叫苦连天，手艺本来不济，被众婆姨一指点就更乱了套路，昏天黑地。这时就有见义勇为者，麻线绕在鞋底子上，挽了袖子下手帮我们做。做一顿好饭比做不上一顿好饭当然多了乐趣。另一个婆姨又帮着烧火，说灶火该整顿了，不然柴就费得厉害，等她家掌柜的山里回来给整顿一下，她家掌柜的整顿灶火有方法。她们都很称赞北京带来的粉丝，比她们漏的粉又白又细。饭做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请她们也尝尝，她们都退却，开始骂腿底下的娃不听话，依旧拿起鞋底来纳。我们给几个娃掰一点儿白馍吃，娃的妈眼里亮起光彩，才想起让娃管我们都叫一遍叔叔。女生们没法叫，那儿没有相当于阿姨的叫法。

二十个人都宁可上山受苦，也不愿意做饭。那灶火实在难摆弄，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直到太阳很高，仍然是满窑浓烟不见人，光听见风箱拉得发疯似的响。风箱声忽然停歇，浓烟中便趔趔趄趄地跳出两个人来，抹眼泪，喘粗气，坐在磨盘上，蹲在院当心，于朝阳光中和鸡鸣声里相对无言想一阵，又钻回烟中去。要把煤火烧得旺盛，必须有好柴。譬如狼牙刺，有油性，烧起来火势既猛又耐久。然而这柴砍来费劲。我们先跟老乡借一些，借的次数多了自觉无理，就只好偷一些，反正一样，都不还。偷的次数一多，又觉有违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便终于发现了呐喊山上小庙的门窗和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