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后（第9/11页）

波德莱尔的风格往往具有某种外在的和冲击性的东西，如果那仅仅是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力量是否真的无与伦比呢？毫无疑问，人们写过不少关于博爱的作品，然而最有力量的莫过于他关于博爱的这些诗句343：

愤怒的天使好像老鹰从天空扑来，

猛力地一把抓住不信教者的头发，

他摇撼着他，说道：“你务须懂得教规……”

“管他穷人或恶人，管他残废和白痴，

要懂得喜爱他们，切不可冷冷淡淡，

为了使你，在耶稣走过你面前之时，

能够用你的慈悲铺起胜利的地毯……”

没有什么比这更加高尚，却又极少表述虔诚的灵魂实质：

……向赋予她们羽翼的牺牲精神这样说：

“强力的天马啊，请把我带往天上！”

除此之外，波德莱尔还是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奇怪的是，这种形式上的古典主义随着绘画上的破旧立新而水涨船高。拉辛写过更加深刻的诗句，可他的风格却不比这些高尚的“被诅咒的诗”344的风格更加纯净。造成最大轰动的这些诗句：

软弱的双臂就像扔出的无用武器，

这一切都有助于显示她脆弱的美。

似乎引自《布里塔尼居斯》345。

可怜的波德莱尔！他竟然（那么温顺，那么恭敬）向圣伯夫乞讨一篇文章，他终于得到了这样的赞辞：“确定无疑的是，波德莱尔先生引起了关注。人们以为进来的会是一个离奇古怪的家伙，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位彬彬有礼、恭恭敬敬、堪为表率的候选人，一个可爱的小伙子，谈吐高雅，在形式上完全是古典式的。”为了感谢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题赠给他的献辞，从中所能找到的对诗人的唯一恭维就是：这些诗集中在一起，便产生了另一种效果。他最终挑选出几首诗，用一些带有双重含义的修饰语“珍贵”、“微妙”来形容这些诗，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这真是对法国诗的绝妙赞扬！波德莱尔与圣伯夫之间的这些关系（圣伯夫明显的愚蠢表现让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他是否在用愚蠢掩饰他的胆怯）是法国文学中最令人心碎而又最可笑滑稽的一个篇章。我有时也在扪心自问，当达尼埃尔·阿莱维346先生试图在《法兰西智慧女神报》的一篇精彩文章中用圣伯夫的这些道貌岸然的话来感动我的时候，他不是在讽刺挖苦我吧？圣伯夫含着鳄鱼眼泪对波德莱尔说：“我亲爱的孩子，你真是饱受痛苦了。”圣伯夫以此表示他对波德莱尔的谢意：“我真想训斥您……您对可怖的事物精雕细琢，做彼特拉克式的模仿。（来自我的印象）有一天，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我真想狠狠地将您绊倒，以此强迫您到滚滚波涛中游泳。”347没有必要过分注重这样的景象本身（更何况这种景象在文本中更妙），因为根本不熟悉所有这些东西的圣伯夫炮制了他的狩猎和航海的种种景象，等等。他说过：“我真想拿起那支喇叭口火枪，兴冲冲地来到旷野，像狙击手那样开枪射击。”他说某本书“是一幅蚀刻画”；他也许根本没有能力分辨一幅蚀刻画。但是，他觉得从文学的角度，他想说这本书制作精良、小巧玲珑、优美雅致。然而，达尼埃尔·阿莱维先生（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见他了，在此期间，他的权威与日俱增）竟然一本正经地认为，“精雕细琢和做彼特拉克式的模仿”的那个人不是狡猾的语句修补匠，而是让我们感恩不尽的伟大天才（这根本不是什么精雕细琢，在我看来倒更像“滚滚波涛”）：

对于那种喜爱地图和版画的娃娃，

宇宙不过相等于他的旺盛的食欲。

啊！灯光之下的世界显得多么伟大！

而在回忆的眼中，世界又何其区区！

更有甚者，波德莱尔因为《恶之花》遭到起诉，圣伯夫竟不愿为他作证，他为此给诗人写了一封信，当他得知人们有意公开发表这封信时，便迫不及待地向他索回原件。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星期一谈话》，他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在这封信前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引言（旨在把信的内容再加冲淡），他在引言中指出，这封信是“在有助于为他辩护的思想下”写成的。既然没有教训的词句，不妨将它看作表扬。（赞美之辞不会让名誉受到任何损害）。他曾经说过：“诗人波德莱尔多年来从主题与花卉中提取一种毒素，甚至应该说是一种相当可爱的毒素。其实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时十分可爱，而且非常友好。当波德莱尔以《恶之花》为题的诗集出版时，他不仅与批评界发生纠葛，而且还牵涉到司法问题，如‘声韵铿锵之下包藏祸心，种种隐语暗示，其中确有危险’。”（引号中的话与“我亲爱的孩子，你真是饱受痛苦了”极不协调）。再者，关于这位著名诗人，圣伯夫在辩护方案中是这样赞扬这位著名诗人的：“我无意贬低一位著名诗人，人民的诗人，人们所热爱的诗人，皇帝肯定会作出裁决，认为他配享公开葬礼。”不幸的是，最后享受到这种荣誉的诗人不是波德莱尔，而是贝朗热。波德莱尔听从圣伯夫的劝告，从法兰西学院撤回他的候选人申请，这位伟大的批评家为此向他表示祝贺，以为他下面的这番话会让诗人充满喜悦：“当人们读到你的致谢信的最后一句用如此谦虚如此彬彬有礼的词句表达，人们一定会大加赞许：好极好极。”最可怕的不仅在于圣伯夫觉得自己对波德莱尔十分客气，而且还在于渴望得到鼓励和最直截的公正评价的诗人波德莱尔令人惋惜地赞同批评家的意见，他甚至不知道怎样用文字向圣伯夫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天才本人低估自己的故事是如此的让人动容，而我们却必须束之高阁，重新回到风格上来。这对司汤达来说显然没有像对波德莱尔那样重要。贝尔把风景地说成是“这些迷人的地方”，“这些令人迷狂的地方”，把一位女主角说成是“这位令人倾慕的女人”，“这位迷人娇媚的女人”，他并不想说得更加明确。他甚至懒得说：“她给他写过一封没写完的信。”然而，如果说掩藏在人为的观念总汇之下的这种无意识的巨大框架可以被看作是风格的组成部分，那么司汤达的作品中倒是确实存在这样的框架。我会非常高兴地指出，每当于连·索雷尔或法布利斯打消了枉然的顾虑，过着一种无关个人功利而又性感肉欲的生活时，他们始终置身于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无论是关押法布利斯的监狱，还是囚禁于连的布拉纳斯修道院长的观象台）。这些彬彬有礼的人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时有所见的新天使一样美，对可能被他们谋杀的那个人卑躬屈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