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第6/21页）
人，对自身的创造物从来不是全知全能的，而且通常无法控制，我个人以为这应该已是常识了，不信的人可想想人类所创造出的核武器、货币、国家社会暨家庭结构云云，玛丽·雪莱所写的《科学怪人》一书早就告知我们这一点了。
松紧之际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一部古老电影中的一段道白，电影名字叫《美人如玉剑如虹》，影片中，剑术师傅对学剑报仇的史都华·葛兰杰上的第一课是，“剑，像一只小鸟，握得太松，它就飞走了；握得太紧，它就窒息了。”
我猜，如果有人想学写小说报仇，小说师傅也应该在第一课跟他讲类似的话。
我们常听也常说，要把小说中的人写“活”。“活”的最简单解释是什么?是他有自身的目的，有自身的意志，对周遭的环境事物，他有属于自身的反应、感受和主张。完全受操纵的人物，我们不会说他活，我们会说他是“傀儡”，这是活的反义词。
从这一点，我便清楚看出小说家这个行业的两难宿命，要嘛你得损失一部分宰制一切的权力和面子，要嘛你就得到一部死板板的小说，这是鱼和熊掌。
然而，换个心情来说，就连《圣经·创世记》中的上帝，也容许他依自己形象所造的亚当夏娃被引诱、犯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个写小说的人懂得在何时松手，松什么样程度的手，并不一定丢脸，这也可以是乐事——我曾听过朱天心谈她的创作经验，她说，写小说最快乐的时光，是你开始察觉自己笔下的人物眉目逐渐清晰起来，他开始会想会反应，这时，你固然发现自己某些精心准备的安排设计用不上了，有点懊恼，但这也是想像力开始放开四蹄奔驰、却又准确无比的时刻，用孔老夫子的话来说是为“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相信布洛克在写《八百万种死法》前后，一定有类似的享受之感。
别打电话到纽约
既然如此，小说家要不要干脆趁早认输，早早松手，完全让小说自身带着你走呢?
这是另一个大问题了，也有很多写小说、评论小说、研究小说的人做此主张，尤其是在近一二十年这个后现代、后工业、后结构等等一箩筐冠个“后”字标签的时代，这里，我们能说的只是，我们是看到不少勇气十足的实验创新之作，但还没能看到什么像样够水准的成功例子。
我以为，一种稀释的、柔软的、可商量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没有意志，放马奔腾，但大致规制方向的缰绳仍握在骑师手中，小说家何时松手和怎么松手，这里可能找不出先验好用的指导通则，而是一种松紧之际的张力和艺术。从布洛克的笔下，我们看到，原先被设定为第一女主角的伊莲·马岱在十多年后的《到坟场的车票》一书，总算又被布洛克安排重现江湖，尽管我相信她已不再是一开始那个甜蜜没意见的应召女郎伊莲了，她和斯卡德覆水重收的新关系也时时跌宕起伏面临重重考验，而且前有双手是劲的雕刻家珍·肯恩，后有(《恶魔预知死亡》)寂寞小女人莉萨，我们知道布洛克也许希望斯卡德和伊莲会一直相处下去，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相处，以及相处的明天究竟会是如何。
好奇的人要不要打电话到纽约，直接去问布洛克本人呢?我猜，他可能会引述两句某重要小说家的话作为回答：“在我还没写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呢?”
《向邪恶追索》鉴赏布洛克
卡西尔(Ernst Cassier)一直是我个人相当尊敬的一名学者，他过世于一九四五年的美国，但他一九四一年才从瑞典出来，这意思是，和其他不少位欧陆出身的了不起心灵一样，幸与不幸都在于他们没办法一辈子和平安稳地做学问，而是得浸泡在近代史里最动荡也最令人迷惘的剧烈变动暨杀戮时代，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包括极左阵营和极右法西斯的可怖人类实验——人类历史来到那一代，忽然集体疯掉了。
这样经历之下的学问若还能做得好，通常是最动人的。卡西尔不能算是爆炸力十足的学者，他的动人之处，我个人以为是沉稳、诚实、视野辽阔，但极审慎地把人当人看，是很好的知识分子。
说起“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近些年来的台湾总令人百味杂陈，我记得朱天文曾引述过她电影同业吴念真的说法，“哼，知识分子?!”这种问号加惊叹号的命名方式，当然有难以言喻的轻蔑成分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为台湾这些东倒西歪、某种程度来说被问号加惊叹号也并不过分的知识分子辩护，但我仍愿意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或这份志业辩护。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典型说法是，我相信，当这个词变成纯粹的脏名词时，我们的损失远比想像的要巨大得多，无可弥补得多。
我个人真正最担心的是，在如此轻蔑而且轻松的指责底下，往往说话的人有意地隐藏着或无意地滋生着一种退却、软弱和愉悦的偷懒。“知识”永远有着艰难、孤单、不易为世人所知所接受的这一面本质，而且很多时候在我们现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之中并不受到鼓励，因此，它之于个人常常并不合理，毋宁更接近某种信念。但我们得依靠它来抵抗庞大的世俗权势，以及更庞大的，世俗里永远流窜的那些刻板的、虚假的、懒怠的、存在即真理式的“意见”，当它缺席时，我们便不得不被某种无知无识的民粹所统治。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讲，当知识分子并不好时，我们不是去打倒他或取消他，而是用好的知识分子来解决。
什么是好的知识分子?其实非常多，像说出“只有少数人依然有足够能力抗拒、打击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属于这群人”，并认真奉行不懈的米尔斯；或像“道德自由不是事实，而是假设，不是天赋，而是工作，是人给自己的一项最艰巨的工作，它是一项要求，一个道德命令”的哲学家康德——非常多，只怕我们不去找寻，不会有寻而不获这种事。
卡西尔当然也是名单中的一个。
这里我们好像把话讲远了，也讲激动了，我们其实只是想引用卡西尔的一段话，这是出自于他《国家的神话》一书之中，卡西尔在回溯历史，检查几千年来国家神话的形成及演变之后，说：“摧毁政治神话，非哲学所能胜任。在某种意义下，神话是无法破坏的，理性的议论无法穿透它，三段论无法驳斥它，但是哲学为我们做了另外的重要工作： 它使我们了解我们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