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第5/7页）

一个才华洋溢的青年死了，不是死于武斗的棍棒，也不是死于缠绵的病榻。他是我们唯一死于“文革”中的高中同学。不久以后，同学们也纷纷卷起铺盖到农村去了，走得都很匆忙。分别时，没有依依的泪水，没有珍重的叮咛，大家似乎都有点麻木了，却又故作洒脱。母校如梦如狱，化作了一道淡远而又抹不去的背影。

四

“多少南朝事，楼头幕府山。”司马睿和陈霸先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复国英雄，他们的功业也都和金陵的幕府山联系在一起。冒辟疆在诗中用这样的典故，反映了那种相当典型的遗民情绪。史可法督师扬州时，他曾前去帮助参赞军事，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也最为痛苦的日子。文人大抵都有虎帐谈兵的夙愿，认为那是一种人生的大放达，更何况一个壮怀激烈的文人，在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呢？也有人认为，史可法那封著名的《复多尔衮书》就是由他代笔的，这当然只是猜测，但后人为什么总喜欢在一封信的作者问题上制造秘闻，把一桩并不复杂的事情搞得扑朔迷离呢？这固然是因为那封信写得太漂亮了，另外也可以说明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确实有一批文化精英簇拥在史可法麾下的。如果确实是冒辟疆所写，那么就太传奇，也太残酷了，因为这中间的另一个情节是，多尔衮的那封《致史可法书》，真正的作者也不是多尔衮，而是桐城才子李舒章。这个李舒章与冒辟疆曾是过从甚密的文友，当年在虎丘大会上，两人又同为复社领袖。而今历史偏偏又让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背景是血色残阳下的骠骑和城堞，让他们用各自的华章文采去揭开一场血雨腥风的序幕。但冒辟疆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想着在扬州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后来史可法发现势不可为，留在扬州也是送死，硬是要打发他远走。这位阁部大人很讲义气，他和冒起宗是同榜进士，他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老朋友。当然冒辟疆当时也不想跟着史可法殉国。那么就回去吧，如皋好歹还有一份家业，虽历经劫难，大多被毁，但小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身边又有董小宛这样的多才且贤淑的好女人相伴，红袖添香的雅趣可以想见。南明弘光政权垮台后，阮大铖的家乐班子逃来如皋，亦被冒家收留，其中有后来被曹寅称为“白头朱老”的著名乐师朱仙音。“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唱歌。”冒辟疆就这样一边在水绘园里优游岁月，一边做着他的复国梦。

新王朝的官他是坚决不当的。为了明志，他自号“巢民”，话说得很决断：宁可在树上结巢而居，也不生活在异族统治的土地上，当然就更不用说当官了。像他这样的人，当时有一大批，但面对着新王朝的橄榄枝，冒辟疆的心情可能要更复杂些，除去“夷夏之辨”的民族气节外，他还多了一层所谓的“恋人情结”。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吴三桂夺去了，吴现在是清廷的“平西王”，和情敌无论如何是“不共戴天”的。再说，即使当了官，你还能像人家那样官居一品，炙手可热吗？人的感情有时真是奇怪得很，那个女人早已离他远去了，但当初的一颦一笑却仍然闪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隐隐约约地支配着他的潜意识。好在清王朝倒也大度，你不愿出山，他也不过分勉强，让你在家喝酒赋诗发牢骚。不像明王朝的老祖宗朱元璋那样，带着镣铐来请你，若不赏脸，对不起，提头来见。

注视着故国的残山剩水，他不像阮步兵那样冷眼斜睨，而是流泻出热切的关注和期待。有几次，“海外来人”传递的消息甚至让他很振奋了一阵子。顺治十四年夏秋，郑成功誓师入江时，冒辟疆看到那“击楫闽粤之，小视江东”的檄文，预先就等在南京丁氏河房，并召集了一批抗清志士的子弟谋为内应。但想不到郑成功的三万大军竟溃于一旦，让他空欢喜了一场。而且从此以后，连这样的“空欢喜”也不再有了。“白头庾信肠堪断，黄叶江南一片山。”海外的消息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令人无奈，冒辟疆只能做点救助抗清烈士遗属的工作。这中间有一件事最为时人称颂，如皋秀才许元博因抗清事泄，被逮送南京处死，其妻朱氏亦流放满洲配旗。冒辟疆和董小宛筹集了一笔重金送给解卒王熊，请他相机救助。王熊便私下用自己的妻子代替朱氏北去。这件事我看后深为感动，但感动之余又总觉得不是滋味，王熊身为解卒，他要救助朱氏，照理是有办法的，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妻子推入苦难和屈辱的深渊呢？如果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那么，用一个无辜的女人来替代另一个无辜的女人，这样的义举，老实说只能令人可叹而不可敬。

好在还有些朋友经常走动，使水绘园里不至于太寂寞。这一年，老朋友谭友夏的儿子谭笈北上路过如皋。谭友夏当年是抗清志士，最后贫病而死。如今，他的儿子却要去清廷做官了，这位世侄甚至劝冒辟疆也应征出山，在这样的情况下，冒辟疆心里大概是不大好受的，但他能说什么呢？“君言尽室必归吴，我意空拳定张楚。”唱几句南明小朝廷未必覆亡的高调，只是一种主观的内在挣扎而已，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的。他叮嘱谭笈，如果官场不得意，就及早回头，却没有反对他北上为官。复明是没有指望的了，应该允许年轻人走自己的路。

命途多舛又加上家难迭起，我们这位从来不知生计为何物的“巢民”先生，终于感到了这两个字的沉重与艰辛。康熙十五年，一个庶出的弟弟为了争夺家产，告发冒辟疆“通海” （和南明小朝廷暗通声息），这在当时是一顶相当吓人的政治帽子。冒辟疆只得忍辱退让，到江南的朋友家住了两年。回来以后，命运仍然死死纠缠着和他过不去，不久，一场大火烧光了他多年珍藏的鼎彝书画。跟着，一蒙面刺客闯进他的房间，多亏儿子和婢女拼死相救，才保住了一条老命。凶手供出，指使者就是冒辟疆那位庶出的弟弟。为了息事宁人，被害人反倒痛哭流涕地请求官府不要追究，自己又跑到泰州去避难。这样几经折腾，家产已荡然无存。这位才华旷代的大诗人，只得每夜在破屋残灯下写蝇头小楷，让家人第二天拿出去换几升米来度日。他是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及门弟子，字自然是写得极好的。但到了粮油市场上，人家习惯于用那油腻腥臭的手来掂斤播两摩挲质感，然后用浸透了利欲的目光论堆儿喝价钱，还有谁来体味一点一划中的奇险奔放和淡远古拙呢？你那苦心孤诣地追求了几十年的笔墨趣味，你那流泻于笔端燃烧于尺幅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你那让圈子里的同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感觉和精神气韵，这时候统统成了不切实际的奢侈。“闲时写长幅，不换一升粳。”艺术一旦沦为商品，艺术家一旦沦为商贾的婢女，其下场就是这般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