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1)（第17/20页）

因此这件事暂时告了一个段落，当我告诉我的同伙：“或许你父亲对你在我们合作中的表现不满意，因此他不愿意把本来该给你一个人出的钱，出在我们两人身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告诉我，我将退出合作，离开此地”。“不，”他说，“我父亲确实失望了，而且的确支付不起。我不想让他苦恼。我知道我不适合印刷业。我生来是农民，傻里傻气地跑到城镇来，30岁了，还去做一个新的行业的学徒。我们威尔士的人们都将在北卡罗来纳州定居，那里土地很便宜。我准备和他们一起去，从事我的老本行。你可以找到朋友帮助你。如果你能承担印刷铺的债务，把我父亲出的一百英镑还给他，帮我还清私人的一些小债务，给我三十英镑以及一个新的马鞍，我就退出合作关系，一切交由你。”我同意了这个提议：我们把它写在了纸上，签了字，盖了印章。我给了他所要求的，他很快就去了卡罗来纳州，之后第二年他给我寄了两封长信，包含对该地区最好的描述，提及那里的气候、土壤、畜牧业等，因为他对这些本来就很在行。我把他写的信印了出来，公众对此很是满意。

他一离开，我就向我那两位朋友求助。由于我不想偏向任何一边，我就从他们那里分别借了我要借的款项的一半。我把印刷铺的债务还清了，就宣布合伙经营解散，开始以我自己的名义经营生意。我想这大约是在1729年吧。

大约在此时，群众中有了更多对纸币的需求。当时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流通的纸币总共只有1.5万英镑，这个数目不久也会减少。那些富裕的人们反对增加纸币，反对所有纸质现金，因为他们认为纸质现金会贬值，就像在新英格兰一样，这会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我们曾在“密社”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同意增加纸币，因为我相信1723年铸造的少量货币好处很多，体现在促进贸易、就业和增加居民上，因为我现在看到所有老房子都住满了，还新建了许多房子。然而我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走在费城的街上，吃着我的面包卷，看到胡桃街上的从第二街到前街这一段的多数房门上都贴着招租告示：“此房出租。”栗子街和其他一些街道上的房屋也是如此，当时我以为这座城市的居民都在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里呢。

我们的讨论使得我对这个问题理解得相当透彻，我便匿名写了一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的小册子。总的来说，它很受普通大众欢迎。但是富人不喜欢，因为它加强了增加纸币的呼声，而且他们中间没人能写文章来回应这个小册子，因此，他们的反抗越来越弱，这样增发纸币的决议在大多数州议会议员中通过了。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想到我对此法案的通过有贡献，以让我印制纸币作为对我的报酬。这个工作很赚钱而且对我很有帮助。这是我能够写作所带来的第二个优势。

这些纸币的效用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变得非常明显，此后也没再引起更多争议。虽然我认为纸币发行是有极限的，超过那个数量极限之后将会有害无利，但由于商贸、建筑、居民人数在不断增加，很快就增至5.5万英镑，直到1739年，已增至8万英镑，自那以后到战争期间增至35万英镑。

之后不久我从我朋友汉密尔顿那里得到了承印纽卡斯尔纸币的活，当时我认为那是很赚钱的活。因为对不很有钱的人来说，小生意也是大买卖。而这些对于我来说，确实非常有利。他还给我介绍了纽卡斯尔的法律以及选举票的印制活，这一项活计一直持续到我不干这一行为止。

我现在开了一家小文具铺。我卖各种各样的空白单据——那时殖民地里出现的最标准的单据，我的朋友布雷特诺在帮我经营。我还经营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我在伦敦认识一个叫做怀特麦西的排字工人，他技艺精湛，现到我这里来了，和我一同持续、勤奋地工作。我收了阿奎拉·罗斯的儿子为学徒。

我开始偿还我承接下来的店铺的债务。为了维护我作为一个商人的信誉和人格，我不仅要做到真正的勤奋与节俭，还要避免一切反面形象。我穿着朴素，从没有人见过我在无益的地方出现。我从不去钓鱼或者打猎。因为看书，我有时的确没有按时工作，但那很罕见，且不明显，也不会带来坏名声。有时为了显示我并不认为我的行业卑微，我会把我从街上纸店买的纸用独轮车推运回家。我因此总被看做是一个勤劳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而且绝不拖欠账款，所以进口文具的商人们都希望我再次光顾。其他有些人提议要我替他们代销书籍，我的事业很顺利。同时，凯默的信誉和生意都日渐衰败，最终他不得不卖掉印刷行以还欠下的钱。他去了巴巴多斯，好些年都过得很贫穷。

他的学徒，戴维·哈里，我在凯默那里工作时曾指导过他。他买下了凯默的设备，就在费城同一个地方开张了。起初我以为他是个强有力的对手，因为他的朋友能力很强，而且实力强大。因此我提议要和他合作，幸运的是，他鄙夷地拒绝了我的提议。他很高傲，穿得像个绅士，生活过得很奢侈，常在外寻求消遣和娱乐，因此欠了债，也荒废了他的事业，他的生意都没了。这样，他无事可做，就学凯默，去了巴巴多斯，他把印刷行也搬了过去。在那里，学徒雇用了当初的雇主为员工，他们经常吵架。哈里欠债越来越多，最后被迫卖掉了他的铅字，回到了他的祖国，在费城工作。买了铅字的那个人雇了凯默来操作它们，但几年后他就死了。

现在费城我的竞争者就只剩下老对手布雷福德了。他不缺钱，生活优裕，只是偶尔雇一些零工给他印刷一点东西，就算生意惨淡他也不着急。然而，因为他掌控驿站，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更有机会获取消息。他的报纸比起我的报纸，被认为是更好的广告报纸，因此数量就很大，这对他来说，很赚钱，对我来说也有利。因为，尽管我是从驿站接收和寄送报纸，而别人却不知道，我能寄送是因为我贿赂了驿站的骑师，他们私下把它们寄走，也是私下里接收报纸的。布雷福德不讲情理，禁止那样做，这使我有点生气，并且因此有些瞧不起他。后来，我管理驿站时，下决心绝不像他那样做。

到那时为止，我一直和格德弗雷一家一起住，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孩子们一起住在我房屋的一部分，另一边在我铺子隔壁开了个玻璃铺，虽然他很少工作，却热衷于他的数学。格德弗雷夫人给我和她的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她常常找机会使我们见面，到后来我真喜欢上了她，因为她本身很值得爱。附近那些老人鼓励我，常常邀请我去吃晚餐，把我们单独留下，直到最后该摊牌了。格德弗雷夫人给我们传话。我告诉她我希望能因他们的女儿获得足够偿还我的印刷铺欠下的钱，我相信那时少于一百英镑。她带话给我说他们付不起那么多的钱，我说他们可以去银行把房子抵押了。几天后，他们对此的回答是：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婚姻了。他们问过布雷福德，印刷业是个不怎么赚钱的行业，因为铅字很快就会磨损，需要更多的铅字。凯默和哈里都相继失败了，我也随之很快要失败了。因此，他们不准我去他们家，他们的女儿也被禁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