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1)（第16/20页）

还有威廉·科尔曼，那时是个商店店员，年龄和我相当，他是我所认识的头脑最冷静、最清醒、最热心肠、品行最端正的人。后来他成为了一个有声望的商人，还是州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持续直至他去世，有四十多年。那个俱乐部也持续了差不多那么多年，而且是宾夕法尼亚州当时最优秀的政治、哲学学派。因为我们的问题都是提前一周准备好的，我们潜心阅读关于这几个主题的内容，以使我们在讨论时能讲得切题中肯，我们也在此养成了更好的谈话习惯。我们在俱乐部的规章制度中拟定了避免冲突的条款，由此我们的俱乐部才能长期存在，此后我还会不时提到这一点。

但我在这里提及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我当时有的成员，他们都尽力为我们介绍生意。尤其是布雷特诺，他给我们招揽了替贵格会印刷他们历史的四十印张的活，其他的是凯默完成的。因为价格并不高，所以我们为完成任务，工作非常辛苦。那是“为了祖国”式的对开本，上面还有很长的用小号铅字印制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大页，梅雷迪斯就用印刷机把它印刷出来。等我为第二天的排版工作做好准备时，差不多就是晚上十一点了，有时还更晚，因为我的朋友不时介绍来的零活会耽搁我们的速度。我一天排完一大页的决心很坚定，有一天晚上，我装好版之后，以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不小心把一页的版碰坏了，有两页的铅字混在了一起，我立即拆开重新排好后才睡觉。这种勤奋精神，我们的邻居有目共睹，因此我们的声誉开始提升了。而且，我听说，以前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上提到这家新开的印刷铺时，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印刷铺注定要失败，因为该地已经有了两个印刷铺：基梅尔和布雷福德开的。但是贝尔德博士（多年后各位和我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见到了他）却给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因为那个富兰克林，”他说，“比我所见过的同行的任何人都勤奋。我从俱乐部回家时看到他还在工作，而且第二天他的邻居还没起床时，他又开始工作了。”这番话给其余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其中一个人提出要为我们提供文具，让我们代销。但那时我们还没想过要经营文具。

我直接提到勤奋这一点，尽管看起来有点像是自吹自擂，但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的后裔会看到我写的内容，当他们读到勤奋是如何助我成功的，将会知道那一美德的意义所在。

乔治·韦伯交了个女朋友，她借钱给他把自己从凯默那里赎了出来，现在他到我这里来说愿意在我这儿工作。那时我们不能雇用他，但我犯傻，告诉了他我将要办报纸这一秘密，说或许那时我可以雇用他。我告诉他，我成功的希望寄托于：那时唯一的报纸是布雷福德办的，那报纸没什么价值，经营糟糕，枯燥乏味，但还是让他赚了钱，因此我想好报纸肯定不会失败。我要求他别出去说，但他马上就告诉了凯默，凯默就先于我提出了要办报纸的决定，乔治·韦伯又被他雇用。我对此很气愤。那时我又不能立即开办报纸，为了破坏他的计划，我就给布雷福德的报纸写了几篇总题目为《爱管闲事的人》的文章，后来布雷特诺又接着写了好几个月。这样公众的注意力都到布雷福德的报纸上来了，而凯默的计划被我们讽刺嘲笑后，人们已经不关心了。然而，他还是开办了他的报纸，但持续九个月之后——最多有九十个订阅者，他就以低价把他的报纸卖给我。而我，早就准备好接手这份报纸，立即着手了。几年后成了一个赚钱的事业。

我意识到，虽然我们是合伙经营的，但我总是以单数第一人称讲话，其原因可能是，所有的生意都是我在管理。梅雷迪斯根本不是排字工人的料，也不太会印刷，而且经常醉酒。我的朋友们都因为我和他合伙而感到惋惜，但我要尽其所能。

我们的报纸一出版，就和宾夕法尼亚州之前的任何报纸大不相同：不但文字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伯内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成员发生争执，我对此发表的言论过于激烈，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物的注意，使得这报纸和它的发行人常常被谈论，不到几周他们都开始订阅我们的报纸了。

后来许多人也照着他们做，这样我们的读者就越来越多了。这是由于我会写一些文章带来的良好效果之一。另一个后果是，领导人物见现在控制报纸的人也会写东西了，就鼓励我，对我施予恩惠。布雷福德依然承印选票，还有法律，还有其他一些公共印务。他把州议会致州长的请愿书印制得既粗略又满是错误。我们把它重印了一遍，印制得精致、准确，还给每一位州议会议员送去了一份。他们当然能感觉到差异所在，这使得支持我们的议员说话更有力了，他们就表决决定下一年度他们的印务都由我们包了。

我们在州议会的所有朋友当中，当然不能忘记已经提到的汉密尔顿先生，他那时从英国回来了，还是州议会议员。他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他一直支持我，直至他生命结束。

大概这个时候，弗农先生使我想起了我欠他的钱，但他并没有对我施压。我给他写了一份坦诚的信，说明了我的过失，恳请他缓一些时日，他同意了。我一有足够的钱，就连本带利还给了他，对他万分感激。这样，我那个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改正了。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我万万想不到的困难。梅雷迪斯先生的父亲，根据原来的约定，他给我们的印刷行出资，但他只能够出一百英镑，已经付了，但还欠另外一个商人一百英镑，那个商人没耐心了，就到法院告了我们。我们出了保释金，但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很快筹齐钱，这一诉讼很快就要审判裁决，到时候我们充满希望的憧憬将被毁灭，因为铅字和印刷机都将被卖掉来抵债，或许还是半价出售。

在这危难关头，我的两个朋友真正的友情使我毕生难忘。他们互不相识，各自来找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自愿为我垫付所有所需款项，以使我能够独自经营。但他们不愿看到我和梅雷迪斯再合伙了，因为据他们所说，经常有人看见梅雷迪斯喝醉后在街上闲逛，也有人见他在酒馆玩低级赌博，这些都有损我的声誉。这两位朋友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父子还有希望完成他们在协议中所说的，我就不能提出散伙，因为我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很感激。但如果他们不能履行合作协议了，而我们的合作关系非解除不可，那时我就认为我可以随意接受朋友们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