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光辉的败绩（第50/56页）

不过，村长并没有为这事慌张，还继续穿他的长统靴：

“这儿只有一头母牛，是我隔壁的邻居伏依谢克家的，就是你刚才听见叫的那一头，仁慈的长官。那是一头可怜巴巴的病牛，俄国人把它的牛犊牵走了，从那以后它就不出奶了。但是地主不愿把它杀掉，他还希望捷斯托克瓦的圣母娘娘会让一切恢复正常。”

说话间他已经穿好了羊皮袍子。

“咱们就到克罗先科去吧，仁慈的长官，还不到三刻钟距离——我说的什么呀，我这个罪人？还不到半个钟头距离。我知道一条路，过了小溪，再过一棵橡树，穿过榉树林就……那村子大，酒店里的伏特加的劲儿也大。走吧，仁慈的长官。干吗不动弹了？你们那光辉的团队的士兵先生们一定得找到整齐的床，舒舒服服地睡觉。跟俄国人打仗的皇家王室部队的士兵是必须有干净的床和舒服的睡房的……这儿吗？虱子、疥疮、天花，还有霍乱。我们这倒霉的村子昨天就有三个农民害霍乱，脸都乌了……最仁慈的上帝给里斯考克维茨的是诅咒。”

这时帅克威严地挥了挥手。

“听着，我仁慈的长官，”帅克模仿村长的调子说。“以前我就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在瑞典战争时期，上面命令在一个村子里为士兵安排住宿，可村长不肯帮忙，反倒辩解起来。他们就把他在最近的树上吊死了。今天在散诺克，一个波兰下士也告诉过我，说安排住宿的人一到，那里的村长就召集村委会的人，他们跟村长一起到每一家去，很干脆地对大家说：‘三个人住这儿，四个人住那儿，军官可以住神父家。半个小时就可以完全解决。’

“我仁慈的长官，”帅克严肃地转身对村长说，“你们最近的树在哪里？”

村长没听懂“树”的意思，帅克向他解释说“树”就是榉树、橡树、梨树、苹果树，简单说，就是长着结实的树枝的东西。村长仍然不明白，但是一听果树的名字吃了一惊，樱桃正要熟了。于是他说，他不知道什么像树那样的东西，不过他家门口倒是有一棵橡树。

“那好，”帅克说着做了一个国际通用的“绞死”的手势，“我们现在就要把你绞死在你家门口，因为目前在打仗——这你一定知道。我们有命令，要在这儿睡觉，而不是到克罗先科去睡觉。我们的战略计划你是改变不了的，你这个王八蛋。你呀，跟写瑞典战争那书一样，就要挂起来晃荡了……从前，在费尔克—梅兹热齐搞军事演习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情况……”

这时范涅克挡住了帅克：

“那件事你以后再告诉我们吧，帅克，”他说着转身对村长加上一句，“行了，把短袜子穿上，安排住宿吧！”

村长开始发抖，嘟哝了几句他对仁慈的长官们完全是一片好意什么的，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他说不定能够在村里找出点东西来，让仁慈的先生们满意。他马上去拿风灯来。

村长出了房间，房里只亮着一盏微弱的石蜡灯。石蜡灯在圣徒像下，画里的圣徒歪扭着，像个可怜无比的残疾人。霍东斯基突然惊叫起来：

“巴龙跑哪里去了？”

好在他们还来不及四面看，炉子后面通向外面的门已经悄悄开了，巴龙溜了进来。他四面望望，看村长在不在屋，然后，像害了重伤风似的抽着鼻子说：

“我去了一趟储藏室，发现了些东西。我尝了一下，味儿现在还在我牙齿上。不甜也不咸，是做面包的面团。”〔50〕

范涅克拿电筒照了他一下，每个人都相信了不敢相信的东西。他们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匈牙利士兵会脏得那么厉害。然后他们又吓了一跳，看见巴龙的军装鼓了出来，好像怀孕到了晚期。

“你出什么事了，巴龙？”帅克戳着他圆滚滚的肚子，怜悯地望着他。

“是小黄瓜，”巴龙话多了，可还喘着气，跟吐不出又咽不下的面团斗争着。“小心，是盐渍小黄瓜，我一口气吃了三根，剩下的我给你们拿来了。”

巴龙从军服下面一根一根掏出小黄瓜，递给大家。

村长提着灯站在门口。看见这场面画了个十字，哀号起来：

“过去是俄国人抢，现在，我们自己人也抢了。”

大家走到外面，一群狗跟了上来。狗群顽固地围着巴龙，向他的裤子口袋蹦，口袋里有一块腊肉，也是从储藏室搞来的，因为贪馋，巴龙对同志们保了密。

“狗为什么跟着你转？”帅克问巴龙。巴龙想了很久才回答：

“它们觉得我是好人呗。”

他没有说出的是：他的手正护在口袋里的腊肉上，一条狗不断对腊肉扑叫……

他们为寻找宿营地到处走时发现，里斯克考维茨是个很大的居民点，确实被战争破坏得一无所有了。是的，它奇迹般地没有遭到火烧——作战双方都没有把它划进作战范围。但这也有另外的一面，附近被摧毁的村庄，比如齐若、格拉伯、赫卢布拉的人都住到这里来了。

有的村舍里就住了八家人，在经受了掠夺性的战争造成的种种损失之后，村民们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整个时代像滚滚洪水冲倒了他们。

连队只好住到村子那头一个被轰坏了的酒厂去。发酵室可以安排半个连；剩下的人十个一组住到不同的农户家去。那里有钱的贵族拒绝接受失去家庭和土地的困苦流民，那些人已沦落成了乞丐。

连部人员，包括全体军官、范涅克、勤务兵、电话员、救护车、炊事员和帅克，就住在教区神父家，跟神父一起。神父也从未接受过邻村来的赤贫家庭，虽然他家空处很多。

神父是个瘦高个儿绅士，穿一件油腻的褪了色的长袍，由于吝啬，几乎不吃东西。他在爸爸的抚养下成长于对俄国人的仇恨之中。但是俄国人撤走之后，奥地利人来了，吃掉了他家的鸡和鹅，他就再也不仇恨俄国人了——几个贝加尔湖的大胡子哥萨克人住过他家，可俄国人从没有碰过他的鸡鹅。

等到匈牙利人来到村里，又全部搬走了他的蜂房。他对奥匈帝国部队更加仇恨了。现在，他就带着厌恶望着这群不速之客。他感到愉快的是他能够在他们面前一再耸着肩膀地走着说：“我绝对没有东西了，我完全是叫花子了。在这儿你们是连面包皮也找不到一片的，先生们。”

听了这话最难受的是巴龙，见到这样的贫穷他几乎流出泪来。他脑子里一向有个模糊的形象：一头肉皮簌簌响的泛着蜂蜜香的烤乳猪。在这整个时间里他都在神父的厨房里昏睡。有一个瘦高个儿小伙子时不时地来偷瞧他一眼。那人是神父的听差兼厨子，接受过严格的命令，对整个屋子都要提防，别丢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