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32/60页）

这段故事多少有点像荒唐的闹剧，说法也很不统一，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它是一个共产党或接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我在这本笔记里写得很少。为什么呢？我知道，我在此所写的一切都是批评我们党的。但我仍在党内。摩莉也是。

迈克尔的三个朋友昨天在布拉格被绞死了。晚上他跟我——毋宁说跟他自己谈起这件事。他先解释为什么这三个人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然后又以极度的政治敏感解释说：共产党不可能陷害并绞死无辜的人。这三个人也许是心不由衷地卷入了“客观上”属于反革命的活动。他的话没完没了，直到最后我说我们应该睡觉了。他哭了一通宵。我多次被他惊醒，发现他在哭泣，泪水沾湿了他的枕头。第二天，我对他说他昨晚一直在哭，他说他在生自己的气。他出去上班，布满皱纹的脸显得苍白，看上去活像个老头子。他心不在焉地跟我点了点头——他的心思早已游离于千里之外，陷入痛苦的自省之中。那一阵子，我还为卢森堡夫妇(21)请愿。要想让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很困难，只有党内和一些倾向党的知识分子例外。（这里与法国不一样，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这个国家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全国上下到处笼罩着一种紧张、多疑而惊惶不安的气氛，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它失去平衡，从而使麦卡锡主义在这里流行起来。）先不说那些“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就是党内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为卢森堡夫妇请愿，而不为在布拉格受陷害的人请愿。我除了说卢森堡的事总得有人出来说说话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回答。我感到很厌恶——既厌恶自己，又厌恶那些不愿为卢森堡签名的人。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多疑而令人讨厌的世界里。今天晚上，摩莉突然哭了起来——她当时就坐在我的床上，跟我闲谈白天的事，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点忙也帮不上。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记不起来了，但那人肯定是玛丽罗斯，她坐在马雪比旅馆的大厅里，眼泪突然间从她脸上滚滚而下，并说：“我们原以为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摩莉也是那样痛哭的。地板上全都是报纸，报道有关卢森堡夫妇和东欧的事。

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晚上很觉恶心。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问了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关心卢森堡夫妇，却对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受害者则仅仅表示无奈和沮丧呢？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我觉得发生在西欧的事我有责任过问，而对发生在那边的事就根本没有这个责任了。我仍在党内。这样的话我对摩莉说了，她轻描淡写地回答（她当时正忙于组织一次很困难的活动）：“行了，我知道了，但我现在很忙。”

科斯特勒。他说过的某句话仍印在我的脑子里——在西欧，任何一个经过某个时期仍待在党内的共产党人都是凭个人的神话才坚持下来的。大约就这个意思。我问自己：我的个人的神话是什么呢？尽管对苏联的批评绝大多数都是对的，但肯定还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拿时间做交易，等待着匡正现状，等待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天的到来。我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这个意思。当然，我也不能和这里的任何一个党员说这样的话，尽管这个问题我跟以前那些党员是经常讨论的。如果我所认识的所有党员私下里都向往着这么个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神话，情况是不是就会大不一样呢？我问摩莉。她厉声回答：“你为什么要去读科斯特勒这个猪猡写的东西呢？”无论政治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事，她平时说话的态度都不是这个样子。我大感惊讶，想跟她认真讨论讨论。但她太忙了，正在组织一次活动（布置一次东欧艺术的展览）。她太投入了，没有兴趣跟我讨论。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跟摩莉谈政治，简直就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约是个干巴巴的、聪明的、爱讽刺人的政治女性吧，要么就是个说话很有点疯劲的盲目的党徒。我自己也有这双重的人格。举个例子，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了主编莱克斯。就在上星期。寒暄以后，我发现他的脸上显出一种厌恶而刻薄的表情，我知道他打算说共产党的坏话了。我知道，如果他真的那样做，我会为之辩护的。我不能容忍他说出那些充满恶意的话，或者说不能容忍自己变得那么愚蠢。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令人不安的是——这一点在你参加党以前是认识不到的——你很快发现自己所见到的共产党人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人一谈起来无不流露出一种对共产党一知半解却又充满了可怕的恶意的态度。你成了一个孤独者。当然，这正是我打算退党的原因。

昨天写了要求退党的报告，但不知什么时候交上去合适，会有什么结果。

跟约翰共进晚餐。我们很少碰头——我们的政治观点经常出现分歧。晚餐结束时，他说：“我们之所以不愿意退党是因为我们无法向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一理想告别。”陈词滥调。有趣的是，这意味着他相信——显然包括我自己——只有共产党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其实，我们谁也不信这一套。关键的是，这话使我大感惊讶，因为他以前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话。（我认为布拉格事件显然是一次刻意的陷害，他却说：尽管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但它不可能那么乖戾得离谱。）我回到家里，心里想，在我参加共产党的当初，我的灵魂深处追求的是一种完美，希望能由此结束我们所过的那种破裂的、分离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加入共产党反而加剧了这种分裂——这不仅仅由于我加入了某个其纸上的教义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实观念相矛盾的组织，而且还由于某种更深层的原因。不管怎么说，那是某种更难理解的东西。我竭力思索着，我的头脑昏昏沉沉的一片空白。我感到既迷惘又疲惫。夜已深，迈克尔进来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毕竟还是个巫医，能治疗人的灵魂。他看着我，目光既呆滞又隐含讥刺，他说：“亲爱的安娜，一个人的灵魂不论在厨房里还是在双人床上干那事儿，都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无法理解它的本质。而你却偏偏要坐在那里苦苦思索，实际上，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你根本就无法把人的灵魂弄清楚。”我于是随它去了，我很高兴自己不再去想它，然而，我也为这份高兴劲儿感到有些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