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30/60页）

保罗离开了我，我回到房里。房里又黑又闷。

维利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你知道的。”

“过来。”

我走到他身边，他抱住我的腰，把我按倒在他身边。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躺在那里，心里一边在怨恨他，一边在想，他明明知道我刚跟另外一个男人做过爱，为什么还偏偏这时候才犯什么罪似的跟我做起爱来呢？

这事毁了我们的关系。我们从此再也不能原谅对方。我们从此再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但一直搁在心里。就这样，我们间无性的关系终于以性的交往而告终了。

第二天星期天，吃午饭前我们在铁路线旁的树底下集合。乔治独自坐在一边，他看上去显得苍老、悲伤而憔悴。杰克逊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晚就走了，他们前往北部的尼亚萨兰。那间曾住过那么多人的小木屋转眼间变得空荡荡的，好不凄凉。它看上去就像一间破败的小屋子，孤独地兀立在木瓜树的背后。杰克逊逮他养的鸡时显得过于匆忙，结果留下几只几内亚珠鸡和正在下蛋的红毛母鸡没带走。来不及抓走的还有几只叫做卡菲尔鸡的雏鸡，和一只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羽毛的漂亮的小公鸡。它的尾巴在阳光下发出彩虹般的光彩，一双扒土的爪子又白又健壮，啼鸣的声音十分洪亮。“它就是我。”乔治看着那只小公鸡，自我解嘲地对我说。

当我们回到旅馆吃午饭时，布斯比太太过来向杰米道歉。她显得很匆忙，很不安，一双眼睛红红的，尽管她一看见杰米就不免有些厌恶，但态度还是诚恳的。杰米十分感激地接受了她的道歉。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他已记不得了，我们谁也没有告诉过他，他以为她是为舞会上他与乔治的事来向他道歉的。

保罗说：“杰克逊怎么啦？”

她说：“走了，走了也好。”她以沉重而急促的口吻说，那语气分明表现出一种迷惑。显然，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轻易就把为她工作了十五年的仆人给打发了。“乐意干这个工作的人反正很多。”她说。

我们决定那天下午离开这家旅馆，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几天以后，保罗就在事故中丧生了。杰米则开始驾驶他的轰炸机在德国的领空飞行。泰德不久就在飞行员的考核中落败，斯丹雷·莱特称他是个傻瓜。钢琴家约翰继续在宴会中弹奏钢琴，仍然是我们感兴趣的、沉默而超然的朋友。

乔治通过当地官员打听到了杰克逊的下落。他把他的家人带到了尼亚萨兰，并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他自己则成了城里一户人家的厨师。乔治有时寄钱给这一家子，并设法让他们相信这钱是从布斯比夫妇那里寄来的。他宣称：布斯比夫妇会后悔的。他们为什么要后悔呢？就他们而言，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可后悔的样子。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这就是《战争边缘》的创作素材。当然，这两个“故事”已大不相同。我清楚地记得我决意把它写出来时的情景：当时我就站在马雪比旅馆客房楼的台阶上，我的周围是一片阴冷的、白晃晃的月光。穿过下面的树丛，远处就是铁路线，一列货车开了进来，停在站上，哐啷哐啷地颤动着，咝咝地冒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汽。火车旁边停着乔治那辆运货车，车后挂着的篷车漆成茶褐色，看上去就像一只摇摇晃晃的包装箱。乔治当时正好跟玛丽一起在篷车里——我亲眼看见她偷偷地从家里溜出，爬了进去。湿漉漉的花坛散发出浓重的花香。从跳舞的厅堂传来约翰弹奏的钢琴声。背后，我还能听见保罗和杰米在跟维利谈话，以及保罗突然爆发的爽朗的笑声。我心里充满了一种危险而甜美的幻念，总觉得自己能直接走出这些台阶，升入空中，借助醉迷之力攀登到星星中去。我知道，这种幻念即使在当时也是对一切可能性和危险性的一种漠视，是诡秘、丑恶、可怕的战争脉博本身，是我们相互掘墓、自寻毁灭的死亡意志。

［几个月以后某日］

今天我把这篇东西通读了一遍，自写成后还是第一次读它。里面的内容充满了怀旧情结，每个字都含有那种意味，尽管当初我写下它时以为自己很“客观”。怀什么旧呢？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宁可死也不愿那样的生活再重复一次。那时候的“安娜”似乎就是现在的我的一个敌人，或者说是一个我太熟悉而又不想再见到的老友。

［第二本是红色笔记，里面的内容是我不假思索就记下的。首页上写着“英国共产党”几个字，下面划了两条横线，日期是一九五年一月三日。笔记是这样开始的：］

上星期，摩莉深更半夜来找我，说每个党员都得到了一份表格，要他们填写作为党员的经历，其中还有一个栏目要求详细地写出他们的“怀疑与困惑”。摩莉说她已经开始写，原来打算三言两语写几句完事，结果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足足有十多页”。她似乎显得很苦恼。“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是忏悔吗？不管怎么说，既然写出来了，我就要把它交上去。”我说她简直疯了。我说：“如果有朝一日英国共产党真的掌握了政权，你那份文件又存入了档案，如果他们正好需要证据把你千刀万剐，那他们倒有现成的了。”她朝我苦涩地笑了笑——每当我说出这一类话时，她都会这样笑起来。摩莉并不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共产党员。她说：“你太多疑了。”我说：“你知道这是实话，或者说很有可能。”她说：“既然你那样看，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人谈话要求加入共产党呢？”我说：“既然你也那样看，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组织里呢？”她又笑了起来，并点了点头，这回的笑已不见了那种苦涩味，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嘲讽。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思索着，抽着烟。“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安娜，你说呢？”第二天上午她说：“我接受你的建议，我把它撕了。”

同一天，我接到约翰同志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听说我打算加入共产党，比尔同志（此人负责党内的文化工作）想要见见我。“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思，当然用不着去见他。”约翰赶紧补充说，“但他说了，他很有兴趣见见冷战开始后第一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这话具有讽刺的意味，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我说我愿意见见比尔同志。不过，实际上我并没有最后决定加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讨厌加入那些被我瞧不起的组织。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就是那个样子，我无法把自己的真心话说给任何一个我所认识的同志听。这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决定我的态度的关键了吧？然而，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尽管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告诫自己别去参加那些在我看来不那么诚实的组织，但在临近决定的关口我还是一再欺骗了自己。这里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平时我为了什么事去找作家或出版商——即所谓文学圈子中的人，那完全是一个小心慎微，充满娘娘腔，等级分明的团体。如果碰上商务上的事，他们又是那么吵吵嚷嚷的俗不可耐。只要跟这班人一接触，我便不由得要想加入共产党。第二个因素是：我每次去找摩莉，总见她忙进忙出在组织点什么，她是那么富有生气和热情！当我登上楼梯时，厨房里便传来他们的声音——我会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那是一种十分友好的气氛，大伙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当然，光这一些还是不够的。我明天就要去见比尔同志，告诉他我天生是个“同路人”，我要站在一旁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