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31/60页）

第二天。

面谈在国王大街举行，那地方拥塞着无数间小小的办公室，临街的玻璃窗安装了防护铁栅。尽管我以前曾多次从这里经过，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加固的玻璃窗给我两点印象：一是恐怖与暴力；二是防卫——有必要保护一个动辄就被人丢石块的组织。我登上狭窄的楼梯，一边思考着第一个印象：在英国，权力和暴力还没有成为现实，共产党让人联想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仍处在隐蔽状态。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呢？比尔同志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犹太人，戴一副眼镜，聪明伶俐，出身于工人阶级。他对我的态度殷勤而警觉，他的声音冷漠而轻飘，蕴含着某种藐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已觉得他有必要向我表示歉意，我想说的话还差点嘟哝着说了出来。会见很有成效。他说他已听说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尽管我想对他说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但我还是默认了这个事实。我心里想（这也许是他那轻蔑的态度使然），好吧，就算他没有说错吧，他们的工作又有进展了。但我坐在那里，良心上却很不安。（当然，我知道他弄错了。）在我离开以前，想不到他竟说：“五年以后，我估计你就会像所有其他的人那样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写文章把我们当怪物来描写了。”他所说的“其他的人”当然是指知识分子。因为在共产党内有这么种奇谈怪论，说知识分子总是摇摆不定，无论在什么组织或集团里，他们的信仰总是变化无常。我很生气。我的心受到了伤害，我终于明白他蔑视我的原因。我对他说：“亏得我还是个老党员了。如果我是个新加入的，你的这种态度有可能已使我迷途知返了。”他机警而冷漠地看了我好一会，那意思分明是说，如果你不是早就参加过共产党，我当然也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了。我觉得很滑稽——我又回老家了，也就是说，我又有权利去领略那绝妙的讽刺和成员间的勾心斗角了。我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我显然忘了自己早已脱离党内各派系间那种各保自家山头，充满讽刺意味的紧张气氛。但在我有意加入英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又完全理解了党内派别之争的本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即那些稍有头脑的人，对“党中央”都有同样的看法：党内充斥着一批僵死的官僚，他们管理着这个组织，而实际的工作却是“中央”以外的人干的。当我第一次告诉约翰同志我想加入时，他就这样对我说过：“你疯了吗？他们仇恨并歧视参加党组织的作家，他们只尊敬那些不加入组织的作家。”“他们”指的就是党中央。这只是一句笑话，但很有代表性。他们把自己隐蔽起来，看看晚报，辱骂辱骂苏维埃联盟。他们对苏联的看法在我看来倒也没有错，但他们说话的口气——那种充满恶意、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的口气，很让我讨厌。我高兴自己参加了共产党。回家找摩莉。她不在，我失望地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心里一边想着为什么我会去加入。她回来了，我把事情告诉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滑稽的事：我本不想参加党组织，但我却参加了。”她苦涩地微微一笑（她这种微笑只是为政治而发，与其他的事无关。她性格中并没有那种苦涩味）：“我也是不由自主就加入的。”这事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起过，她是个忠诚分子，我当时肯定流露了惊讶的表情。她于是说：“好了，你现在加入了，我可以告诉你了。”那意思是说，如果我是个局外人，她就不会跟我说真话。“我在党内各派系间混得久了……”即使现在她说话仍不能直截了当，“我知道的情况太多，因此就不想加入了。”她笑了起来，好像还扮了个鬼脸。“我一开始是为和平而工作的，因为我相信和平。我身边的人全是党员。有一天，爱伦那母狗问我为什么不是个党员。我很不客气地说了她一句——那是一个错误，她显得很生气。两天以后她对我说：由于我不是个党员，有谣言说我是个密探。我估计那谣言就是她散布的。事情真够滑稽，如果我真的是个密探，那我早就应该加入了。我感到非常恼火，于是就出去，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坐在那里抽烟，看上去很沮丧。接着她又说：“这一切很奇怪，是不是？”随后便上床睡了。

一九五年二月五日

不出我所料，入党后从来没有什么人跟我讨论政治，惟一几次谈话还是跟那些已经退党的人进行的。我跟他们谈了我的看法。他们对我的态度既坦诚又宽容——他们认为我这是一时糊涂。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九日

入党以后第一次跟约翰共进午餐。与那些脱党的朋友所谈的一样，一开始便坦诚地讨论起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约翰情不自禁地维护起苏维埃，神情非常激动。但晚餐是跟新政治家派系的乔伊斯一起吃的。她开始攻击苏联。尽管我不能忍受别人这样做，自己却即刻站在苏联这一边。她继续攻击苏联，我继续维护苏联。她知道自己在跟一个共产党人说话，因此满口都是陈词滥调。我也用陈词滥调回敬她。好几次我都想打破僵局，换一换说话的方式，但没有成功——谈话的气氛充满敌意。晚上，迈克尔来访，我把跟乔伊斯争吵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尽管她是个老朋友，我们也许不应该再见面。事实上我的思想观点一点也没有变，但我已经是一名党员，对她来说这个事实足以使我成为某种事物的化身，而这种事物她是不得不以适当的态度来对待的。我以同样的口气跟迈克尔说话。迈克尔听了我的话后说：“那你又想怎么样呢？”他以一个东欧流放者、一个饱经政治风浪的前革命家的口吻跟我说话，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政治上很无知的人”。我所扮演的确实是那样一个角色，我的回答简直毫无意义。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扮演这种角色的方式都太滑稽了。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杰克·布里格斯是《泰晤士报》的新闻记者。战争爆发时离开了报社。当时，他并不关心政治。战争期间，他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在这期间受了他所遇到的共产党人的影响，逐渐向左倾。战争结束后拒绝保守党报纸的高薪聘请，甘愿拿低薪为左翼报纸工作——说左倾的报纸也行。由于他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左翼的台柱子莱克斯就把他逼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境地上去。他没有钱了。如今又被报界当做共产党人，于是失了业；他的名字还上了匈牙利法庭受审罪犯的名单，说他是个英国间谍，图谋推翻共产党。我意外碰到他，他当时十分沮丧——无论党内党外都窃窃议论他曾经是个“资产阶级的间谍”，他因此受到朋友们的怀疑。作家团体开了个会。我们讨论了他的问题，决定去见比尔，以结束这种令人讨厌的私下议论。约翰和我去见比尔，对他说杰克·布里格斯显然不可能是个间谍，要求他过问一下。比尔很和蔼，很讨人喜欢。他说他会“调查”一下，并让我们知道调查的结果。我们于是随他调查去，知道这意味着党内高层领导要碰个头。比尔没有回话。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也是党内官员一贯的作风——碰到棘手的事就把它搁起来——我们于是再去见比尔。他极其和蔼可亲，说他无能为力。至于为什么，他说：“在这一类问题上，疑问还是存在的……”约翰和我生气了，责问比尔：他个人是否相信杰克有可能做过间谍？比尔犹豫了一下，然后便发表长篇大论，毫无诚意地推论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间谍，“包括我自己”。他的微笑既愉快又友好。约翰和我起身告辞，既伤心又愤慨——生我们自己的气。我们觉得有必要去看看杰克·布里格斯，跟他说说其他同志对他的看法。但谣言和恶意的中伤没有停止。杰克·布里格斯极其悲伤，他被完全孤立了，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不愿接近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跟莱克斯为那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莱克斯认为它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发生争执以后过了三个月，几家有声望的大报开始刊登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时，勇敢的莱克斯觉得也应该发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了。他请杰克·布里格斯来写。杰克很反感，情绪很坏，他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