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6/60页）

来自兵营的那三个人尽管在牛津时是朋友，但到了这里除了穿一式的制服外，其他一概不相协调。他们自己也承认，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友谊也就结束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以一种轻浮、生硬、自我解嘲的口吻承认他们相互间缺乏真诚的好感。那种说话的口吻也是我们大家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常采用的。但这个“大家”并不包括维利，他对这种作风的迁就可算是他对自由的默认。这也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牛津时，这三个人就是同性恋者。当我写下这个词并看着它时，我能意识到它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威力。但当我回想起他们三人，想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性格时，这种震惊或不安也就不复存在了。不错，对于“同性恋”这个词，我不得不克服对它的厌恶和不安。这真太奇怪了。我把这个词的含义限制在已经说过的那一层意思上。仅仅过了十八个月，他们就拿“我们同性恋那阵子”来寻开心，并为自己做了所谓的时髦事而自嘲。他们曾经是一个二十来人的松散的团体的成员，或多或少有点左倾，有点爱好文学，相互间都有这样那样的风流事。这就使这班人显得很惹眼。那都是战争初期的事了，当时他们正等待应召入伍。回顾这段历史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有意摆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样子作为对社会的反抗，而性就是这种反抗的一部分。

三人中就其个人的魅力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保罗·布莱肯赫斯特。他是个年轻人，我以他为原型在《战争边缘》里创造了那个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勇敢的年轻飞行员。其实，他一点热情也没有，只是给人造成那样一种印象而已，因为他对于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反常现象都表示由衷的欣赏。他的冷淡隐藏在他的魅力之中，隐藏在他为人处事的优雅的仪态之下。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长得魁梧结实，但行为举止既谨慎又轻浮。他的脸圆圆的，眼睛则既圆又蓝，皮肤白皙得出奇，但可爱的鼻梁上已布满了浅浅的雀斑。他柔软的头发乱蓬蓬的，总是披散在前额上，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浅黄色，而在阴暗处则呈现一片暖和的黄褐色。线条分明的眉毛也一样既柔和又富有光泽。在任何人面前他都显得那么一本正经，那么彬彬有礼，眼里谦恭地闪烁着一片明净的蓝光。为了表示他的诚恳和赞许，他的身子甚至总有点前倾。与人初次见面时，他总是那样柔声细语的，既亲切又恭顺。很少有人会跟这位满口婉辞（当然是违心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过不去。大多数人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他其实在嘲弄他们。我曾经看见：许多女子（甚至还有男子）一旦领悟到他那残忍的柔声细语的真实含义时，无不因震惊而脸色发白。她们会惊奇地看着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如此坦诚的一个人竟然会与蓄意的粗野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傲慢自大这一品质上，他极像维利。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傲慢。他是个英国人，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极其聪慧，他的父母都很有教养，他父亲还是个爵士什么的。他绝对具有那种因循守旧、不愁吃穿的大户人家所培养出来的精神和体格。这种家庭——他总是以嘲讽的口吻提起它——遍布整个英国的上层社会。他会慢吞吞地说：“十年以前，我就曾经声称过英格兰属于我，我知道这一点！当然，战争会一笔勾销这一切，不是吗？”他的微笑转达出的意思是，他对什么事都不相信，并希望我们能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这一层。他原先打算战争一结束就回到伦敦城里去。他还以嘲讽的口吻谈过这件事。“如果我讨了个好老婆，”他说这话时只在嘴角上流露出一丝笑意，“我就要做个管工业的头头，我有智慧、教养和背景——我所缺的只是金钱。如果讨不到好老婆，我就做一名中尉——当然，听别人发号施令，自己用不着承担多少责任，那也会很有趣的。”但我们全都知道，他至少可以做一名上校。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他对这个“共产党小组”满怀信心的日子里，这一类谈话也一直在继续。他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是一套，而后在咖啡馆里又是另外一套。但他并没有轻浮到如嘴上所说的那样子，如果他正好赶上了某次政治运动，又恰好用得上自己的才能，那他倒是一定会在这个政治组织里干下去的。跟维利一样，保罗也正是因为不能如愿以偿做他的商务顾问，才做了共产党的行政官。噢，不，回顾过去，我看清楚了，当时那种反常的现象和犬儒主义都只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同时，他还嘲笑共产党的制度。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制度一点也不相信，他的嘲讽是真诚的。他会摆出一个未来的空军中尉的架势，用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凝视着维利，然后慢吞吞地说：“我正在有效地浪费我的时间，你会这样说我吧？你会说我在观察我们的同志吧？我会让那些跟我作对的中尉们大吃一惊的，是不是？不错，我应该去了解我的敌人。亲爱的维利，也许你就是我的一个敌人。是的。”维利听了这样的话总是微微耸耸肩膀，表示赞许地笑笑。有一次他甚至说：“你太幸运了，你已为自己留下了退路，而我却是个难民。”

他俩喜欢在一起。尽管保罗宁死也不肯承认自己对什么东西（如未来的工业官员什么的）真正感兴趣，但他对历史确实很着迷，因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欣赏似是而非的事物——在他看来，历史就意味着悖谬。维利和他一样热衷于历史，但并不喜欢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我记得他曾这样对保罗说过：“只有一个真正外行的人才会以为历史是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事件组成的。”保罗则这样回答他：“我亲爱的维利，我是没落阶级的一员，我不可能有另外的认识，这一点你难道不能首先理解吗？”保罗说到这里便不说了，又摆出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把大多数人看做低能儿。尽管嘴上没有说出来，实际上他的态度已经变得很轻浮。我敢说，他之所以接近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主动邀请他加入，其次是因为他爱上了我。当时，在各种场合下，可以说我们都相互爱慕。用保罗的话来说是：“人们应该尽可能相亲相爱，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他没有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可能阵亡。但他又从来不相信自己真的会阵亡。他精确地计算过自己的生存机会。现在这机会比早些时候，即不列颠之战不列颠之战，指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1940年秋季的英德空军大战。当时英国伦敦等城市曾遭到德国人的猛烈轰炸。期间大多了。他驾驶的是轰炸机，那比战斗机的危险性小得多。再说，他有个叔叔在空军中担任高级职务，他曾过问过，并决定（也许是预先安排的）把保罗调到印度去，而不是英国。那儿出事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我觉得保罗是个真正“没有神经”的人。换句话是说，他与生俱来便觉得自己具有一种安全感，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与他一起飞行的人——告诉过我：他向来很冷静，很自信，而且处事精细，天生是个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