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8/60页）

因不适应煤矿上的工作而被辞退以后，他辗转到了德国，做了名教师。他的德国妻子是个讲究实际、十分称职的护士，这对他的健康大有好处。这时候的泰德需要别人照顾。他伤心地抱怨说，他的肺病迫使他不得不进入“冬眠”了。

即使泰德也对党内这种普遍的气氛反感了。他看不惯党组织内部的明争暗斗，那次分裂出现时，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显然不配做一名共产党。”他十分伤心而刻薄地对维利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吹毛求疵的事都很荒唐无聊。”“是的，你显然不配做共产党员，”维利回答他，“我只是在一再考虑你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明白这一点。”泰德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是在上次论争以后才审时度势进入维利所领导的这个小派系的。他觉得另一派系的领导人，即那位来自兵营的老马克思主义者下士，是位“干巴巴的官僚”，但作为一个人，他仍更喜欢他，而不是维利。然而，他还是站到了维利这一边……提起这一点使我想起以往没有想到过的一些事。我一直坚持使用“组织”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班人，与某个集体联系在一起——不错，那几个月我们每天都见面，每天都在一起谈上几个小时。但回想起来，回想起实际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并非如此了。比如说，我觉得泰德和维利就从来没有真正交谈过——他们总是相互嘲笑。噢，不，有一回他们碰在了一起，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事情发生在马雪比旅馆的阳台上。虽然我已记不清他们当时为了什么而争吵，但我仍记得泰德冲着维利大声嚷嚷：“你就是那种早饭前用枪打死五十个人，过后还能吃下六道菜的人！噢，不，你会下命令让别人去执行，你就是那种人。”维利这样回答他：“是的，只要有必要，我会这样去做的……”他们如此这般争吵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牛车隆隆地驶过尘土飞扬的大沙漠，火车在印度洋和首都之间的铁路上蹒跚而行，身着卡其布的农民在酒吧里喝酒，一群群找工作做的非洲人徘徊在蓝花楹树下，一小时一小时耐心地等待着大老板布斯比先生腾出时间过来与他们面谈。

其他人这时在干什么呢？保罗和维利在没完没了地谈论历史。杰米在跟保罗争辩——通常也是关于历史。实际上，杰米一遍又一遍重申着同一个意思：保罗是个轻浮、冷淡而又无情无义的人。但保罗和泰德相互间并无交往，他们甚至从不争论。而我所起的作用是“领袖的女友”——调和各方面的矛盾，那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作用。当然，如果我跟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关系特别好，那我所起的作用就只会导致分裂，而不是团结了。还有玛丽罗斯，她是个无与伦比的大美人。这个组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集体呢？是什么将它凑合起来呢？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罗和维利相互间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和魅力。他们两人太相像了，因此也就必然会有如此不同的结局。

是的，维利那口粗哑而标准的英语和保罗那个美妙而冷静的腔调——就是这两个声音每天晚上一刻不停地响在庚斯博罗旅馆里。在我们移住马雪比以前，在一切都发生变化以前，这就是我所清清楚楚记得的有关这个组织的一些事了。

庚斯博罗旅馆实际上是一所寄宿舍，可供房客长期居住。城里的寄宿舍大多由民房改造而成，当然更舒适，但也过于追求高雅，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在这种寄宿舍里住过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城里那种粗暴的殖民主义作风和住满先前从未离开过英国的中产阶级的寄宿舍那种一本正经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对此实在无法容忍。庚斯博罗旅馆则不同，它是一座新盖的大楼，地板咯吱作响，外观十分丑陋，里面住的全是些难民、职员、书记员和一时找不到住房的新婚夫妇。由于战争，这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房租一天天上涨。

维利是在取得他的特权以后一星期才住进这家旅馆的。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从国别上说的外国敌人，像他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其他的德国难民都谎称自己是奥地利人，或者尽量不去抛头露面。但维利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却明确写下“维廉·卡尔·高特勒·罗德博士，柏林人，一九三九年到达”等字样。开办这家旅馆的詹姆斯太太很有点敬畏他；他特意让她知道他的母亲是个女伯爵。他母亲的确是个女伯爵。詹姆斯太太相信他是个医生，而他也不去费心让她明白在欧洲“Doctor”一词还有别的意思(3)。“她是个蠢人，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当我们为此谴责维利时，他这样回答。他免费做詹姆斯太太的法律顾问，出钱资助她，当他得不到他所要的东西时又对她很粗暴。总之，他让她围着自己团团转，用他的话来说，“就像一只吓得胆战心惊的小狗”。她是某个矿工的遗孀，她丈夫死于一次发生在边界地区的塌方事故。她已年过半百，长得很胖，常受人欺侮，总是忙进忙出，工作效率很低。她让我们老是吃炖菜、南瓜和土豆。她的非洲用人常常欺骗她。在维利告诉她如何管理旅馆以前，她老是丢钱。维利住进那里以后一星期就自告奋勇为她出谋划策。在他的指导下，她赚了很多钱——当维利离开这家旅馆时，她已成了一个富婆，由他帮忙选定的财产投资遍布全城。

我就住在维利的隔壁，我们同桌用餐。我们每天都有朋友来访。那间巨大而简陋的餐厅最迟八点关门（七点至八点是晚餐时间），但对我们却一直开放到午夜。我们甚至可以在厨房里自己弄茶点，詹姆斯太太最多穿着睡衣下楼来，一边客客气气地微笑着，一边要求我们把声音放低点。按照规定，晚上九点钟以后房间里不可以留客人；但我们可以一星期几个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开会学习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一切，詹姆斯太太则一天天富起来，而维利仍说她是只笨鹅，没有一点生意头脑。

她总是说“是的，罗德先生”，一边傻笑着，胆怯地在他的床沿坐下，点着烟抽起来。那模样简直就像个女学生！我记得保罗曾经这样对维利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便把一个老妇人改造成傻瓜，这样做正当吗？”“我帮她赚了很多钱。”“我是说性。”保罗说。维利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他确实不懂。用这样的方式谈论性，男子远没有女子敏感；但他们的诚实度也远比不上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