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0/60页）

保罗已在忙着留意一位农家姑娘。她大约十六岁，长得很漂亮，矮矮胖胖的，穿一件镶荷叶边的花布衣服。保罗站在她面前，一只手高高地举着酒杯，以一种轻浮而愉快的口吻说着话：“我一走进这个酒吧就想告诉你，你这套装束三年前我在阿斯科特(6)时见过一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那女孩被他说得有点不知所措，她的脸红了起来。但我想，过一会儿她就会知道他是何等的轻慢无礼。维利这时用手拉住保罗的手臂，说：“嘿，伙计，这一套还是过一会儿再说吧。”

我们走到外面，来到一条长廊上。马路对面有几棵花紫树，树叶子在月光下闪闪烁烁。一列火车停在一旁，嘶嘶地冒着蒸气，向铁轨上滴水珠。

泰德以充满热情的口吻悄悄对保罗说：“保罗，我懂了，为了摆脱你的命运，你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向整个上层阶级开火。”我马上表示赞同。这种情况已决非首次出现。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保罗的傲慢无礼使泰德大为光火，他虎着苍白的脸走开去，说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保罗说话了。“维利和你是一丘之貉。”当时我和玛丽罗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好言相劝才使泰德回心转意。然而，这时候保罗却轻慢地说：“她从来没听说过阿斯科特，当她弄懂了我的意思，她会感到受宠若惊的。”泰德愣了好一会才说：“不，她不会的，不会的。”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们都在看微微晃动着的银白色的树叶子，他补充了一句：“真见鬼！我的话你这一辈子也理解不了，你们两人都理解不了。我不在乎了。”他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简直有点轻浮。他笑了起来。那种笑也是我从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我感到很难过，很困惑——因为在这场争论中泰德和我一直是盟友，但他现在把我抛弃了。

旅馆的主楼就坐落在马路边，它包括一间酒吧，一间餐厅和楼背后的厨房。临马路有一条由木头柱子搭建而成的走廊，上面攀附着一些植物。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打着哈欠，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和饥饿。不一会，布斯比太太在她丈夫的召唤下走出了她的房间，招呼我们进餐厅，并关上了大门，以便再不让别的旅行者进来吃饭。这条马路是这个殖民地的交通要道之一，常常挤满了车辆。布斯比太太是个身材魁梧的胖女人，显得很朴素，长着一张黑黑的脸，花白的头发紧紧卷着。她穿一件紧身胸衣，臀部向外凸出，胸部高高的就像搭着一个架子。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但又显得庄重沉稳。她向我们道歉说，由于我们来得太迟，她无法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但她会尽力而为。然后她便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再见，把我们留给侍者照管。那侍者因规定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还得接着留下来给我们服务而显得郁郁不乐。我们吃着一盘盘可口的烧牛肉、烤土豆和胡萝卜。随后上来的是苹果馅饼、奶油和当地的干酪。都是些英式酒吧的传统食品，烹调得很出色。整个餐厅静悄悄的，所有的桌子都擦得很干净，为第二天早餐做好准备。门窗上挂着厚厚的印花亚麻布帘子。马路上驶过的汽车的前灯照亮了帘子，使上面的印花图案隐去，沿着马路朝城市方向扫射而过的车灯那么刺眼，使帘子上那有红有绿的花卉图案闪耀出一团红通通的光芒。我们大家都有些困，谁也不想多说话。但过了一会，我的感觉好多了。与往常一样，保罗和维利把侍者当自己的仆役，把他支使来支使去，向他发号施令；而泰德则很快恢复了自制力，开始以平等的口吻跟他交谈——甚至显得比往常更热情。我看得出，他对自己刚才在走廊上的态度很感惭愧。当泰德询问侍者有关他的家庭、工作和生活，并主动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情况时，保罗和维利和往常一样只顾吃。他们早就认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你有没有想过，泰德，你对用人如此亲切，你是不是存心要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呢？”“是的。”泰德回答。“那我就帮不上你的忙了，”维利说，一边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是说泰德已无可救药。杰米要求再上饮料。他已经喝醉了；据我所知，他比任何人都容易喝醉酒。布斯比先生很快走了过来，说我们作为旅行者可以喝酒——一开始允许我们这么迟进来用餐时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但他要求我们别喝烈酒。我们于是要了葡萄酒；他便给我们上了经过冷藏、出产于好望角的白兰地。这是一种名酒。我们并不想喝布斯比先生同时拿过来的纯正的好望角白兰地，但还是品尝了一点，然后便更多地喝白葡萄酒。维利这时宣布我们大家下周周末再到这里来，并问布斯比先生能否接待我们。布斯比先生说这绝对没有问题——一边递过一份账单，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钱凑齐结清这份账。

维利并没有问大家是否有空来马雪比度下周的周末，但这显然是个好主意。我们驱车行驶在阴冷的月光下，弥漫在山谷中的雾凉飕飕的，白茫茫的一片。夜已很深，我们都有些醉了。杰米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当我们回到城里时，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三位飞行员已无法返回营地。他们因此就在庚斯博罗旅馆我的那间房子里住下，而我则到维利的房里去睡。那些日子里，他们通常很早就得起床。四点左右，他们就步行到城外等待搭车返回营地；他们三人都得在六点钟左右驾机起飞，那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第二周周末，我们全都去了马雪比：维利和我，玛丽罗斯，泰德，保罗和杰米。那是星期五的晚上，天色已晚，因为我们党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线”问题的讨论。与往常一样，问题围绕着如何促使非洲劳动大众进行武装斗争。由于意见分歧，讨论进行得很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这次特殊的晚宴。全部有二十来个人，讨论的结果是：尽管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也同时觉得我们自己已无所适从。

当我们提着箱子或旅行包坐进车子时，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在车子开出市郊以前，我们一路上一直不说话。然后，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又在保罗和维利之间展开。他们所说的话在会上都已详尽地陈述过，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希望他们能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以便使我们摆脱迷津。“路线”问题既简单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黑人作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显然是反对种族主义。因此，它的“行动方针”必然需要通过白人中的先进分子和黑人的先锋的联合来实现。谁是命中注定的白人先锋呢？显然是工会。谁是黑人的先锋呢？显然是黑人的工会。但当时还没有黑人工会，因为工会组织还没有合法化，黑人劳动大众还没有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而白人工会则心怀妒忌，不愿意让他们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对待非洲黑人的态度反而比其他白人更具敌意。就这样，本来应该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是必须发生的一切（因为无产阶级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而鸣锣开道），在现实中却并没有发生。然而，这条基本原则也实在太神圣了，使人无从质疑。黑人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视为一种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南非共产党的现状），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斗争。但这条发轫于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基本原则毕竟在道德上、情感上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莫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