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8/24页）

我熟悉了去城里的路。认识了沿途的锥形巨岩。每一座都有独特的形状，都是我的路标。有些突兀地拔地而起；有些底部有崩落的碎块；有些灰暗裸露，有些某一面生长着发黄的地衣；有些突出的部位风化成了碎片，长有植被，有时甚至长着一棵树。锥岩永远是新的。在庄园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再开车进城，永远像是冒险。那一个多钟头永远是新鲜的：殖民地商店，土气杂乱的橱窗，坐在店外等零活的非裔搬运工；铺了石板的街道，汽车、卡车和修车行；混杂的人群，守备部队里给这个地方带来些许奇异的欧洲气息的红脸膛的葡萄牙新兵。到目前为止守军人数还很少；军营也很小，普普通通，毫无气势，矮矮的白色或灰色的两层混凝土楼房，和城里的其他房子连成一片。有时会有新开张的咖啡馆可去，但咖啡馆在这儿开不久。新兵没有钱，而城里人宁可待在家里。

我们去的商店大多是葡萄牙人开的。有一两家是印度人开的。起先我害怕进去。我不愿意看见店员的表情，从而想起家乡和那些烦心事。可是没有，里面那家人丝毫没有将我当作同一种族的人。他们也接受了我在安娜祖国的新角色。似乎他们并不知道我曾经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也低着头，做着必须做的事。就这样，这地方又给了我——也给了那些监工——些许额外的自由，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

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去城外的海岸上，去小而简陋的葡萄牙周末餐厅，吃刚从海里捕上来的鱼和贝类，喝一点葡萄牙红酒或白酒。

我时常回想起到这儿的第一天所感受到的恐惧——那条路和那些行走的非洲人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我惊讶这片土地怎会如此驯服，如此毫无希望的景观怎会孕育出如此理性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从石头里榨出了鲜血。

六七十年前的情形恐怕大不相同，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刚来到这里，从政府手里接管了这一大片土地。当时，葡萄牙政府面对强大的英德两国及其大量移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急于将其声称拥有的非洲殖民地控制在手中。这座小城当时只是一个简陋之至的小小的海滨聚居区，住着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百余年种族混血的产物。通往内陆的道路只是一条泥土小径。所有东西都靠每小时前行两英里的马车运送。我现在一个小时能走完的路程，当时要走上两天。庄园的宅子很简陋，和非洲人的窝棚没多大区别，只不过用的材料是木头、瓦楞铁皮、钉子和金属铰链，一应物品都是从首府用船运来，再装上马车。没有电灯，没有防蚊铁丝网，没有水，除了屋顶流下的雨水。住在这里就意味着忍受这片土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忍受着天气和疾病，完全依赖当地人。很难想象。没有谁会真的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人能够想象自己丧失原本的心智，同样，后来的人也无法真正了解当年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判断。安娜的外祖父，以及他认识的所有人，也只会知道他们那时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许是满意的。

海岸一带的早期移民，从阿曼、从马斯喀特来的阿拉伯人，完全变成了非洲人。他们不再是阿拉伯人，当地人也只知道他们是穆斯林。安娜的外祖父，在这艰难的地方过着艰难的生活，谁也不认识，连自己都变成半个非洲人，有了一个非洲家庭。然而，沿海一带的非洲阿拉伯人的处境连续几代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如既往，安娜外祖父的处境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剧变。这是因为一九一四年在欧洲爆发的大战。安娜的外祖父发财了。更多移民涌入这个国家；首府繁华起来；通了电车，白人（以及果阿人）坐在前面，非洲人坐在后面，中间隔着一道帆布帘。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希望恢复自己欧洲人的身份。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往欧洲接受教育；明确表示希望他们能嫁给葡萄牙人。他盖了庄园大宅，混凝土白色高墙和混凝土红色地面。屋前屋侧是大花园，屋后的大游廊连接起一串带游廊的客房。每一间客房都有宽敞的独立卫生间，安装了当时流行的器具。仆人房也很宽敞，在宅子最后面。他购买了精致的殖民地家具，至今我们仍在使用。我们睡在他的卧室里，我和安娜，睡在他那张高高的雕花床上。如果说，想要理解这个已变成半个非洲人的男人的心思很难，那么，想要安然接受他后来的心思则是难上加难，虽然后者本该更容易接近。在这幢房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一直无法习惯它的堂皇；那家具始终显得怪异而丑陋。

由于我的背景每每在这种情形下刺激我，我无法忘记那些非洲人。安娜的外祖父，还有其他人，某些令人恐惧的小型外国传教机构里的牧师和修女，言行老派，落脚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非洲人应该屈服于他们的意志，适应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的，也不敢打听。不过非洲人还是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的许多传统和宗教，尽管他们的土地已被瓜分，种上了需要他们照看的作物。那些行走在柏油路两边的人不仅仅是庄园的劳工。他们的社会义务和我在家乡所知道的一样复杂。他们会一声招呼都不打，好几天不来庄园干活，走上老远去参加某个仪式或是去给谁送礼物。他们赶路的时候不会停下来喝水，就好像他们不需要喝水。在饮食方面，他们当时仍遵循古老的习惯。他们在早晨和夜里喝水，中间从来不喝。早上开工前，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第一顿饭是在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只吃蔬菜。他们吃自己那种食物，食材多为窝棚周边混种的作物。主食是干木薯。可以磨成粉，也可以直接吃。两三根木薯就能支撑一个人出门走上一整天。在最小的村庄里，你都能看见有人卖他们那一小块地里出产的干木薯，一次只卖一包或两包，换取之后几个星期的所需。

看着这两个迥异的世界比邻而存，感觉很奇怪。一边是大庄园和混凝土建筑，一边是非洲人的世界，看似无足轻重，但无处不在，如同海洋。就像我在故乡看到的情形，此刻思及，恍如隔世。

一个奇特的机缘将我带到了另一边。但当我对这里的故事更加了解之后，我常常想，如果安娜的外祖父在临终前得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将会住进他的庄园，坐在他的漂亮椅子上，和他外孙女一起睡在他的雕花大床上，他一定不会高兴。对于自己的家族和姓氏的未来，他另有打算。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去葡萄牙念书，谁都知道他想让她们嫁给真正的葡萄牙人，消解掉他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带给她们的非洲基因，那时他和这片土地极其亲密，同时离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