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余 闻（第20/27页）
赵礼平这才转过身来，对龙英皱了皱眉，生硬地问道：“你是她家什么人？”
龙英道：“哎，礼平，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龙英啊。”
礼平严肃地朝她点了点头，然后，伸出右手，张开手指，在龙英的眼前晃了晃，道：“我只能给你这个数。乡里乡亲的，什么事不好商量？非要如此信人挑拨，大动阵仗！你把人带回去，我下午就派人把钱送来。”
当天下午，在安葬了孙子之后，龙英从坟上回来，赵董事长派来的人已经在家门外等候多时了。
让龙英有点不敢相信的是，赵礼平给她送来的钱不是五万，而是五十万。饭桌上码得高高的那堆钞票，在视觉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龙英的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惊愕，又是那个惨切。来人还向龙英传达了赵董事长的一个口信。国义死了，孩子才两岁，将来的生活没有着落。董事长有意为国义的妻子安排一个工作。因她腿脚不便，就安排在集团的办公室，过了年，就可以去上班了。
已经到手的这五十万块钱，加上从天而降的这一喜讯，让牛皋和龙英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牛皋说：“今天早上，我听见门前槐树上的喜鹊一直喳喳地叫个不停，心里就知道有好事，没想到应在这里了。”
到了来年的正月初五，龙英和老牛皋就商量着要办几桌像样的酒席，来答谢全村人的两肋插刀。那时，小满的身体也已康复，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牛皋说：“赵董事长给小满的儿媳安排了工作，按理也该请请他的。”
龙英说：“只是他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不知道肯不肯踏进我家这破门槛？”
牛皋道：“你托人把他个信，来不来，随他。”
龙英托高定国给礼平打了电话。赵礼平倒是爽快，不仅满口答应，还让司机提前给他们送来了两箱“梦之蓝”白酒。龙英虽然不识字，可年前闹事那天，赵礼平“信人挑拨，大动阵仗”那句话还是让她颇费思量。她对牛皋说：
“梅芳是挑头闹事的。赵董事长能不记恨？办酒那天，若是梅芳与赵董事长在酒席上撞见了，脸上一定不好看，怎么办？”
牛皋道：“是呢。梅芳这个人，如今越活越糊涂。成天拉着个脸，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三百吊。这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不如隔一天，我们拿办酒席剩下的菜回锅热一热，专请她一个人来，也不亏待她。”
龙英道：“还是你想得周全。”
到了正月初八那一天，龙英大宴宾客，独独漏掉了梅芳一人。
一九九三年夏天，梅芳收养的观前村那个孤儿新生，考取了北京语言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毕业后与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留学生结了婚，后来举家迁往新加坡。新生夫妇一直想把梅芳接去南洋共同生活，梅芳没有同意。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村庄拆迁后，她在朱方镇的环卫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套上橙红色的马甲，扛着扫帚，去街上扫马路。
沈祖英
土鳖、花大姐、臭大姐、百脚、金天牛、斑点天牛、壁虎、蜥蜴、螳螂、蝈蝈、蟋蟀、潮湿虫、鼻涕虫、放屁虫、蜜蜂、马蜂、灰蛾、蟑螂、毛毛虫、蚂蚱、独角牛、蝇虎、蜘蛛、蝎子……
有多少种虫子，沈祖英就会发出多少种恐怖的叫喊声。
每年仲春至冬初的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数不清的小虫会从门缝钻到图书馆里来，有时候也会顺着爬墙虎直接进入二楼的书库。每当祖英发出凄厉而夸张的尖叫时，我就知道，她如果不是看见了虫子，那也一定是发现了虫子的尸体。久而久之，我往往能够通过她尖叫声的高、低、缓、急，大致判断出这些小动物的种类和大小。
不过，这事也不能一概而论。
有时候，她发现了壁虎、蜈蚣，甚至烙铁头一类丑陋而凶猛的动物时，声音反而会小得多，甚至有些像耳语。据说，她担心自己的大喊大叫会惹怒这些动物，进而向她发起致命的攻击。通常，我一听到她的叫声，就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寻声赶到她身边。她那惊恐万状的脸上，满是讨好、央求的温柔神情，重现少妇般的娇羞以及少女般楚楚可怜的无助。
在我与她共事的十几年里，我也曾成功地教会她去辨识一种可爱的小昆虫，帮助她摆脱对昆虫的恐惧。那是一种在我们这一带非常常见的甲虫。有人叫它跳水虫，也有人叫它磕头虫。这是一种体型漂亮的硬壳虫，身体扁瘦、油黑，爬起来动作夸张，身手敏捷，性情十分淘气。如果你想让它安静一会儿，只消把它的身体翻过来，让它仰面躺着就可以了。表面上，它温顺地躺在桌面上想心事，细长的小脚在胡乱蹬踢，实际上却在暗中运气。用不了多久，它脖子一梗，胸前的两截硬甲兀然挺立，随着“啵”的一声，身体飞速弹起一二十公分，并在空中完成转体，落下来的时候爬得更快，颇有一种“岂能奈我何”的轻蔑。
沈祖英很快就迷上了它。没事的时候，她也会在二楼的办公桌上逗它玩。有一回，我正在楼下睡中觉，忽然被祖英推醒了。她笑嘻嘻地告诉我，她刚刚捉住了一只个头很大的跳水虫，但任凭你怎么让它四脚朝天，它总是懒洋洋的，不肯弹跳。她让我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着祖英来到二楼的窗前，看见那只虫子被她罩在一只玻璃茶杯里，绕着倒扣的杯沿爬得正欢。为了防止沈祖英发出尖叫，我用杯底将它按死，并撕下一块报纸，将它的尸体包好扔进纸篓里之后，这才告诉她，她刚才捉住的可不是什么跳水虫，而是一只黑翅蟑螂。祖英吓得面无人色，差点昏厥过去。她一把抱住我的胳膊，命令我即刻把纸篓中的垃圾拿到楼下去扔掉，扔得越远越好。至于那只玻璃杯，“你拿去水房洗一洗，自己留着用好了，不用还我了。”
正是因为那些昆虫和小动物的存在，在工会图书馆工作的那些年中，我和沈祖英始终维持着一种轻松、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但我内心也十分清楚，祖英并不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人。即便是她在对我最好的时候，我仍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那段无形的距离。若是碰上下雨天，图书馆没什么人来，我闲极无聊，也会上楼去找她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钟摆一样，只能在一定的刻度之内来回摆动，有太多的话题我都无法触碰。不过，就算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问了什么不该问的事，祖英也从来不会生气，更无疾言厉色，通常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