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迷失的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第8/11页）

在当年的审讯期间，著名的儿童心理学专家奥顿博士就曾经指出玛丽·贝尔是典型的病态精神病。因为家庭残缺的原因，长期缺乏亲情与温暖，也缺乏正常的人际交流，这些都令她养成了极度冷漠的性格，不仅对自己的父母，也对所有人，甚至可以说是对所有生命的冷漠。在起诉期间，拘留室的一名守卫曾和玛丽有过短暂的交谈。玛丽说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做一名护士，这样就可以把针头狠狠地刺进人们的身体。守卫觉得一个小女孩单独待在拘留室里也许会感到孤独，便特意送进去一只猫给玛丽做伴，但她却掐着猫的脖子反复虐待它。玛丽·贝尔在杀死马丁和拜恩以后，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恨，甚至在东窗事发之时也没有露出一丝焦虑。就像那张纸条上所写的那样，杀死两个男孩对于玛丽·贝尔来说只是觉得有趣而已。

奥顿博士还谈道：“两起谋杀都没有任何杀人动机，就像小孩子去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杀死拜恩之后，玛丽并没有满足和停止杀人的想法，如果不是罪行被及时发现，或许多年后的玛丽会成为另一个震惊世界的变态杀人狂。”

【犯罪心理分析】

据统计，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女孩犯罪的数量要远远低于男孩，尤其是暴力犯罪，这一比例在FBI提供的数据中达到了1︰9；更多见的是青少年犯罪，即年龄在11岁到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谋杀罪是最少的，性犯罪的比率远远高于谋杀。但在本案中，玛丽·贝尔很明显属于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她是个女孩，而且杀人的时候年仅10岁。

社会学习理论家历来认为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化过程是有区别的，虽然很难以性别来定义一个人是否更具有攻击性，但在常见的教育中，女孩一般都被要求不能表现出攻击性，而对于男孩则没有这种约束。比如当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女儿太过活泼时，就会批评其不像个女孩子；而当面对男孩子们时，家长们往往会说小时候淘气长大有出息，这或许就是男性的暴力犯罪占更高比例的原因。照理说，玛丽·贝尔算是其中的一个异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她必须接受正常的社会教育。

玛丽·贝尔显然没有这方面的条件：一边是为了躲债和领取政府救济金而不能回家的父亲，一边是为了拉客而基本不在家的母亲，玛丽的社会教育先天就有着难以弥补的缺失。所以她的成长可以说是完全放任自流，“长歪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家庭存在问题的女孩更容易出现暴力倾向。

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还会有一个常见的问题，那就是品行障碍，它有着两种不同范畴的解释：一种是指道德上的品行不端，比如盗窃、破坏公物、经常性说谎、逃学以及打架，等等，而且这种品行不端必须具有持久性，不能因为一次逃学或者打架行为就认为是品行障碍；另一种则是指反复性、持久性做出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行为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经常性地侵犯他人。

根据案例中的叙述，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判断出玛丽·贝尔属于品行障碍的范畴，同时也会经常性地侵犯他人。遗憾的是，品行障碍者一生都会与社会环境存在人际冲突，甚至诱发各种违法行为。案例中的玛丽在被关押到管教所之后，经常与里面的男孩子发生冲突，在后来的越狱过程中还和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

很多人都认为智力和犯罪行为有关联，比如说智力高的孩子学习成绩肯定好，也就不会产生犯罪行为；而智力低的孩子因为学习不好，就会对学校以及社会产生厌恶感，从而引发犯罪行为。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和智力有关，但并不能简单进行区分。玛丽·贝尔应该属于智力偏高的一类孩子，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中长大，玛丽会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好孩子和好学生。但由于家庭问题的存在，智力高的孩子反而更容易关注到一些普通孩子们不会关注的问题。比如说鄙视父母的种种行为，在法庭上贝尔夫妇的可笑表演换来的只有玛丽的不屑和冷笑。

其实，智力高并不代表心理成熟，只是更容易接受一些信息而已，一旦这些信息错误或者有误导作用，那么智力高的孩子反而更容易走向邪路。玛丽从父母那里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冷漠和不关心，所以她并不会和其他孩子一样对更小的孩子产生关心和爱护的心理，反而会因为那些在她看来显得非常幼稚的行为而产生厌恶心理。

玛丽在描述自己杀死拜恩的原因时有过这样的言论：“拜恩没有母亲，所以他死了不会有人伤心。”这句话可以体现很多问题。“没有母亲”也可以解释成得不到母亲的关爱，“不会有人伤心”同时也就代表着不会有人关心。这两种情况都符合玛丽自身的状况。或许在玛丽的心中已经有很多对得不到家庭关怀的怨恨，当这种怨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还不如死掉”的想法。而玛丽之所以杀死拜恩，很可能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

福田孝行：奸杀母女的冷酷杀手

法律的存在本就是为了维护公平和秩序，但在某些时候却又着实有些尴尬。比如当有人为祸一方，却总是小错不断、大罪不犯时，派出所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关了又放，放了再关，这些人反倒习以为常了；但是，在某天这个“害人精”惹事的时候，被见义勇为者失手打死或者打残了，此时的见义勇为者反而需要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很多时候，审判似乎不能只依据实际造成的后果来裁定，于是西方才有了陪审团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陪审团制度同样有着自身的缺陷。在陪审团制度下的法庭里，同样是罪犯，为非作歹却善于表演者很可能会因得到同情而重罪轻判；而本性不坏但不善言辞或性格固执者却很可能因受到陪审团成员的厌恶而得不到应有的减刑。说到底，每个人都应当敬畏法律、信仰法律，而不应过分迷信法律，将其视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唯一铁律。

1999年4月14日晚，日本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甚至引起了司法改革的案件。家住山口县的本村洋先生下班回家，发现自家的门没有关上，而是虚掩着。心中感到不安的本村先生迅速走进家，却没有看到妻子本村弥生和不满一周岁的女儿本村夕夏，按照平常的习惯，她们此时应该是待在家里的。家中显得非常凌乱，却不像是有贼闯入，倒像是有人打斗过的痕迹。更加焦虑的本村先生一边呼喊着妻子的名字，一边开始在家里四处寻找。平时用来放被褥的柜子门没有关紧，感到奇怪的本村先生一把打开柜子，却看到了几乎令人昏厥的一幕：柜子里面赫然是妻子半裸着、已经开始僵硬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