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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比尔。向来都是这样，我得说。”马屁精伊斯特哈斯答道。

其他人手里也都有报告的副本。大家研究起报告来，看到海顿用横线标出的段落时都会多停顿片刻，屋里一片沉默。罗埃·布兰德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布兰德以前在沙拉特给我们上过课。他是英格兰北部人，原来是大学老师，以学者的掩护身份在“铁幕”后待了许多年。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语调平板得很。

“贝拉承认她的父亲并不是生父，对吧，内德？她的母亲被德国人强奸后怀了孕，因此她有一半德国血统。对不对，内德？”

“对。没错，罗埃。她对我是这么说的。”

“如此说来，她所谓的这个父亲——费利克斯——从战俘营里回来，听说了发生的事，就收养了孩子。也就是她，贝拉。费利克斯可真好。这是她主动告诉你的，没有丝毫隐瞒。对不对，内德？”

“对。是这样，罗埃。”

“操，那她跟勃兰特说的经过怎么和告诉你的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她，因此可以立刻给出解答。“勃兰特把贝拉带到西德的时候，她没敢说出自己并不是他挚友的亲生女儿，怕他会因此不收留她。那时候他俩还不是情人。他提出要保护她，养活她。贝拉很害怕，就答应了。她一直住在森林里。那是她第一次到西边来。贝拉自己的父亲死了，所以她需要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

“你说的是勃兰特？”布兰德狡诈地问道。

“是，当然是他。”

“好吧，内德，你难道不觉得这他妈的很奇怪吗？勃兰特怎么会不知道贝拉的底细？”他得意洋洋地质问我，“如果勃兰特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贝拉父亲的好朋友，贝拉的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别逗了，内德！”

史迈利插话了，我想他这是为了帮我：“罗埃，勃兰特很可能的确知道。假如你最好朋友的女儿是德国兵的私生子，而你觉得她自己并不知情，那你会把真相告诉她么？我敢肯定我不会。我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她。尤其是那位父亲已经死了，我又爱上了女儿。”

“去他妈的爱情，”海顿说着又翻过我的一页报告，“勃兰特是头好色的老山羊。她总说起的这个塔德奥又是谁？塔德奥看到尸体被装进卡车。塔德奥说他看见我爸爸的尸体是最后被装上车的。大多数人都被子弹打在脸上，但我爸爸是胸口和肚子中枪，一挺机关枪差点把他打成了两截。我的意思是，基督啊，咱们这朵娇怯怯的紫罗兰编起故事来还真他妈的活灵活现，我得说。”

“塔德奥是她的初恋情人。”我说。

“咱们有点嫉妒了啊？”海顿问我，惹得他身旁的两位主管一阵大笑。

但史迈利没笑。我也没有。

“塔德奥是她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我说，“有人命令他在开会时到屋子外面放哨，可那时候他正在旁边的一块田里和贝拉干‘好事’。所以贝拉才能侥幸逃脱。塔德奥叫她赶紧逃命，还跟她说了逃到游击队以后该找谁。他躲进邻近的一座房子里，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又和贝拉会合了。这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托比·伊斯特哈斯用带着奥匈帝国口音的英语，加上了他的那一份嘲讽。“当然喽，塔德奥也死掉了。这样多省事啊，内德。在贝拉的故事里扮演证人还真挺危险的，我得说。”

“他是被边防警卫开枪打死的，”我说，“他当时甚至都没企图越境。他只是在侦查情况。贝拉总觉得，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我补充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本。

“这句话可能倒是被她说对了。”海顿说。

此时罗埃·布兰德也开口替我说话，在我看来他这是别有用心——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在受审。“注意，塔德奥自己可能真是清白的，但与此同时他对费利克斯之死的判断有误。不管怎么说，费利克斯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在那个杀人场里头他肯定给搞得浑身是血。都用不着往他身上泼番茄酱了，对不对？这道工序早已经完成了。”

史迈利替我扛下了罗埃的质疑。我曾经煞费苦心地到处找人说情，要求派驻到史迈利管不着的地方去，这会儿我开始感到后悔了。

“比尔，贝拉父亲的事对我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反驳道，“就算费利克斯是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大，他女儿也可能还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很愿意说他的事。她敬重他，至今还在为他的死哀伤。”

我想起了贝拉俯视墓园时的情景。我想起她是那么执着，一定要庆祝生命的礼赠。我不愿相信她都是在假装。

“好吧，”海顿不耐烦地说，把一张全版照片从桌子那头推了过来，“我们姑且让一步，相信你。这帮家伙我们该他妈的怎么解释？”

那是一张放大了好几倍的照片，不太清晰。我估计是从原版照片上翻拍出来的。照片左上角盖着个红色印章，刻的是“巫术”二字，据内幕消息说这代表着伦敦站最机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内德。”他从海顿的肩膀后面对我说话，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专用来打发年轻人的虚情假意。“你也从来没见过‘巫术’这两个字。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脑子应该是一片空白，彻底的空白。”

那是一群年轻男女的集体照，背景看起来可能是军营，或是大学的校园。一共有六十人左右，都穿着便装，男的穿西服、打领带，女的穿高领白色衬衫和长裙。几个年长的男子和一个面相凶恶的女人站在他们的一边。照片上的气氛同人们的穿着、建筑和背景一样，沉闷得很。

“合唱团的第二排，右边数过来第三个，”海顿说着递给我一把放大镜，“奶子挺大，就跟这小伙子说的一样。”

是贝拉，毫无疑问。那上头的贝拉比现在要年轻三四岁，头发梳到了脑后，我估计是扎成了发髻。但照片上也能看出贝拉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抑制不住的微笑，还有我最爱的高高的、线条坚毅的颧骨。

“贝拉有没有在你的小耳朵旁边嘀咕过，说她在基辅上过语言学校？”海顿问我。

“没有。”

“她有没有提起过自己的任何教育状况？除了和塔德奥在干草堆里胡搞之外？”

“没有。”

“当然了，基辅的那个地方更像是假期培训班，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不是人们去了之后常常会再谈起的地方。除非他们是在招供。理论上说，那所学校是培养口译译员的，但实际上它恐怕是莫斯科中心可造之材的滋生地。学校归中心所有，教职工由中心配备，拔尖的人才让中心挑。差劲的学生会分到外交部，和我们这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