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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楼上走去，从楼梯间的窗户里观察着那条路。周围的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没看到任何闲逛的行人或是汽车的踪迹。我自己的车停在旁边的一条小巷里，离河不远。我回到了起居室。电话摆在书架上，我把听筒递给拉茨，看着他拨了波恩的那个号码。他的手有点女里女气，还潮乎乎的。他很热心地把听筒朝我这边倾斜了一点，自己也跟着靠了过来。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通了，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脾气似乎很暴躁，说的是德语。我心想，如果你真是正在等待刺杀的消息，那你故意装作没在等的本事还挺不赖。

那人的口音很重，应该是匈牙利那边的：“喂？哎？是谁啊？”

我朝拉茨点点头，让他开口说话。

“晚上好，先生。我想找彼得先生。”

“干什么？”

“请问您是彼得先生吗？是一件私事。”

“你想干什么？”

“是彼得先生吗？”

“我就是彼得！”

“是苏西的事，彼得先生，”拉茨解释说，同时转过脸朝我眨了眨眼，“彼得先生，苏西今晚不回家了。恐怕她要在朋友那儿过夜。都是好朋友。会有人照顾她的。晚安，彼得先生。”

拉茨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我拦住了他的手。电话挂断之前，我听到那头传来一声充满鄙夷或是莫名其妙之感的咆哮。

拉茨冲着我微微一笑，显然非常自得。“他演得还真像，博士阁下。是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得说。高明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么？”

“没有，博士阁下。唉，这个声音我不熟悉。”

我猛地推开了书房的门。教授坐在书桌旁，双手握拳放在桌上。海伦娜坐在给听课学生用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知道我的怀疑态度。我走进书房，随手关上了房门。

“你们说的这个拉茨是个罪犯，”我说道，“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不打自招的杀人犯——他靠假证件混进德国，目的是要杀掉你和你妻子。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有权把他移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一来他和你们就毫无关系了。你是想这么做，还是想让我们来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

令我惊讶的是，听了这话之后教授好像真有点慌了，当天晚上这还是头一回。也许是因为他没料到我会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就要丢掉性命。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总觉得他对我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海伦娜把视线从我脸上转开，也在瞧着他。那是批判的眼光。一个等着得到酬报的女人。

“随便你们处置吧。”他嘟囔着说。

“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配合。我们会配合的——没错，配合。我们一直都很配合——已经好多年了，太多年了。”

我瞅了海伦娜一眼。

“责任由我丈夫来承担。”她说。

我没工夫去细想这句不详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那就请你们收拾收拾过夜的东西，五分钟后到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起居室去找拉茨。

我估计拉茨刚才一直站在门口，因为我一进屋他就立刻后退了几步，握起双手托着下巴，满脸堆笑地冲着我用德语问了句“gefällig”——要我做些什么？

“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见过教授吗？”

“没有。只看过照片。不管在哪儿见到他，人们都会崇拜他的。他是个真正的贵族。”

“他妻子呢？”

“我认识她，先生。当然认识喽。”

“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当过演员，博士阁下。布达佩斯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你在舞台上见过她？”

又停顿了一下。“不是的，先生。”

“那你在哪儿见过她？”

他想揣摩我的心思。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琢磨海伦娜以前会不会跟我说过什么，而且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回答。

“戏院的海报，尊敬的阁下。她年轻时出名得很，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面容。年轻男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处见过她吗？”

他看出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知道他看出来了。“女人的容貌真是令人伤感啊，博士先生。男人就算活到八十岁，也还能仪表堂堂。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让他把武器收拾到一起，然后交给我。我把软弹头子弹装进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进来的时候，手枪的转轮是空的，子弹都摊在桌子上。”

“没错，尊敬的阁下。”

“你什么时候把子弹从转轮里卸下来的？”

“进屋之前。当然啦，这样我才能显示出和平的意愿啊。”

“当然。”

我们一起朝门厅走去，我把左轮手枪掖进了裤腰带里。

“你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我就从后面给你一枪。”我告诉拉茨。看到他那双小眼睛害怕地转动着，我觉得很满意。看来，职业杀手也不太喜欢自尝苦果。

我把雨衣扔给他，眼睛扫视着四周，看看房间里还有没有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什么也没有。我命令三个人都别出声，然后领着他们穿过花园，沿着曳船道来到我的车旁边。著名的女演员，我心想，可是档案里却只字未提。我让教授和海伦娜坐到后排座椅上，让拉茨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等了五分钟，这期间我留意观察着有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受到了监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把车开到主路上，又停了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时已是午夜，星空中挂起了一轮新月。我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始终留意着后视镜，然后往西南方上了通往施塔恩贝格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地方有一座安全屋，用来向途经那儿的情报员介绍任务，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安全屋就在湖的旁边，由两个杀气腾腾的长头发怪人负责守卫，他们是伦敦站点路灯组留下来的，一个叫杰弗里，一个叫阿诺德。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阿诺德正在门口转悠，一只手揣在长袍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颇有威胁性地垂在身侧。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说。

杰弗里领着教授和他妻子去了卧室，阿诺德则跟拉茨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我下楼穿过花园来到停船的棚屋，终于在那儿用安全电话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话。他平静得出奇，就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打电话一样。

托比第二天早晨从伦敦坐头班飞机来到了慕尼黑。他穿着一件仿海狸皮毛大衣，戴着皮质的软毡帽，看上去根本不像烦恼重重的间谍，倒像是个歌舞剧团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