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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哪，好内德。”他喊道，像一个迷途知返的父亲似的拥抱我，“喂，我跟你说，你的气色棒极了。恭喜你啊！稍稍来点儿刺激小脸就又红润起来了嘛，这效果什么都比不上。说真的，梅布尔怎么样啊？婚姻这东西，你可得经常浇浇水，就跟养花一样。”

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托比讲了我在这个漫长夜晚取得的调查结果。我希望到我们抵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掌握的一切。

美国人和西德人那边都没有拉茨的任何记录，我说。照托比告诉我的情况，伦敦方面应该也没有。

“拉茨那家伙可是白纸一张，内德。一点记录都没有。”托比赞成说，一边端详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样子颇为赞许。

我说，拉茨在巴伐利亚用过的掩护姓名也没有任何记录；他声称曾用其他假名在匈牙利境内执行过“任务”，但这些名字也查不到。

托比摇下玻璃，享受着车窗外田野间的芳香。

我态度坚决地继续往下说：拉茨的西德护照是假货，最近维也纳的一个低级造假者匆忙赶制出了一批护照，在黑市上出售，拉茨的护照就是这批货里的。

托比有点愤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会去买那种垃圾货？”他断言，这时我们的车经过了正在围场上吃草的两匹帕罗米诺马117，“要说护照，这年头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真的。要是买了这样的垃圾货，等着你的就是在臭烘烘的牢里关上六个月。”托比伤心地摇了摇头，就像是一个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可直到大势已去时他的警告才引起关注。

我笨嘴拙舌地接着往下说。波恩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匈牙利武官的，他列在电话本上的名字还真是彼得。我们已确认此人是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说到这儿时我带上了几分有节制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况我们还真没遇到过，对不对，托比？一个间谍竟然用自己的真名当掩护姓名，那还搞什么啊？你的真名是托比，这个情况我们可得保密，那我们就叫你托比好了。真了不起。”

可是托比一心要好好享受在巴伐利亚的这一天，我的弦外之音没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好内德，相信我，军队的那帮家伙都是些蠢蛋。匈牙利军事情报啊，跟匈牙利军乐就是一回事，知道我什么意思吧？都是从屁股里往外胡吹。”

我继续复述。西德安全部一直在对匈牙利武官的电话进行长期监听，我告诉托比。拉茨和彼得通话的录音带正在送往我办公室的途中。据我所知，录音里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彼得似乎真的没在等那个电话。我跟托比说，彼得昨天夜里没再打电话出去，也没再接到别的电话；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馆房顶天线发出的外交电讯也没有突然暴增。不过，彼得倒是向西德外交部的礼宾司提出了投诉，称有人打电话到他家里来骚扰。我对托比说，这可不像是同谋者的举动。托比却没有我那么肯定。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内德，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着往椅背上一靠，百无聊赖地来回翻动着手掌，“要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呢？干脆正式投诉一次，这法子说不定并不算愚蠢——可以抹掉自己留下的痕迹。干吗不试试呢？”

我把其余的情况都告诉了托比。我执意要这么做。我对他说，拉茨自称在维也纳见到了一位外交人员，还描述了他的相貌，其特征与一个名叫莱奥·鲍科奇的商务秘书吻合。此人和彼得一样，也是已被证实的匈牙利情报官员。美国那边的瓦格纳正在帮我们弄莱奥的照片，晚些时候就可以拿给拉茨看。

鲍科奇这个名字让托比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他们把莱奥也扯进来了？我跟你说，莱奥特别虚荣，只肯去搞那些公爵夫人的情报。”他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莱奥跑到一个破旅馆里头，把绞索交给一个浑身臭烘烘的杀手？你别逗我了，内德。说真的。”

“逗你的人不是我，”我说，“是拉茨。”

最后我告诉托比，我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所妓院去替拉茨结了账，取回了他的旅行包。拉茨的行李里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叠色情照片。

“这是压力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道，“身在异国，还得杀掉一个陌生人，你肯定需要一点能私下解闷的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吧？”

反之，托比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估计他整晚都在打电话，说不定还真是这样。但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支持我的质询。

“今天晚上咱们可能得搞个聚会，”他提议说，“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哈里·帕尔弗里要陪着外交部的几个人一起过来。哈里可是个好人。典型的英国人。”

我感到莫名其妙。“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问道，“哪几个人？干吗让哈里过来？”

不过就像托比常说的，问题本身没什么危险，等到你回答时就变得危险了。我们到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看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熏肉。教授和拉茨坐在桌子的一边；海伦娜吃素，坐在另一边，啃着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果仁条。

阿诺德长着一头稀稀落落的金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发髻。“他们叮叮当当吵了一会儿，内德，”托比恭维教授的时候，阿诺德不以为然地悄悄告诉我，“教授和他夫人吵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也不知道是吵什么。我可不想问。”

“拉茨参与了吗？”

“他打算参与的，内德，不过我跟他说别作声。我不喜欢别人去掺和夫妻之间的事，从来都不喜欢。”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那天的讨论简直像是一支复杂的米奴哀小步舞118，先是从我们简陋的厨房开始，曲终时却转到了上帝本人的宫廷——准确地说，是美国总领事馆插着国旗的会议室，墙上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令人鼓舞的肖像带着赞许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付出的努力。

我很快意识到，托比并不是什么都没做，而是给自己制订了一整套计划。他就像一个灵巧的马戏团指挥，正一步步地把这个计划向前推进。在厨房里，他又听拉茨和教授把整个故事讲述了一遍，海伦娜则在旁边啃着果仁条。我以前从没见过托比飞快地说起匈牙利语时的模样，他换用语言的转变让我大感惊讶。只用了一个句子，托比就甩开了英语施加给他的别扭束缚，回到了本国人中间。他的眼里燃起了火焰，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脊背向后挺着，仿佛是骑在马背上参加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