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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按照自己所坐位置的视角，确切地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隔着桌子坐在我们对面，头发花白、垂着脑袋的利维上尉差不多就坐在布丽塔的正后方，不过稍微偏左一点，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似笑非笑。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这样，像一尊蜡像似的一动不动。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一直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她的坐姿表明她很专注，而且有种费劲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怀疑她是不是想依靠自己会说的意第绪语和英语，分辨出能听懂的几个德语短语或是单词。布丽塔来自不莱梅，德语说得既清晰又标准，所以更容易听懂。

毫无疑问，布丽塔一看就是她所在种族里的杰出人物。按照那边人们的说法，她的头发像“面包卷一样金黄”，个子高挑，肩膀宽厚，体格健壮，蓝色的大眼睛透着傲慢无礼，线条有力的下巴很吸引人。她和莫妮卡一样年轻，身高也和莫妮卡相仿；我情不自禁地想，她说不定也和莫妮卡一样淫荡。我本来怀疑她遭到过虐待，但她一走进来这个想法就消失了。她的姿势就像个芭蕾舞女演员，但从她身上透出的聪颖和生活的现实感，大多数舞者并不具备。她穿上网球装或是紧身连衣裙肯定会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两种衣服她以前都穿过。即便是身上的囚服也没有让她变丑，因为她不知用什么做了一条布带系在腰间，梳理过的金发像斗篷似的披在肩膀上。双手得到自由之后，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我伸出一只手，同时像个女学生似的行了个屈膝礼。她这么做究竟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尊重，现在我暂时还看不出来。她握起手来像男孩子一样有力，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没有化妆，不过她本来也用不着。

“Und mit wem hab'ich die Ehre？”她问道，这么说话不是彬彬有礼就是故意调皮——请问我这是在和谁说话呢？

“我是英国的官员。”我说。

“请问您的名字是？”

“这不重要。”

“可是您非常重要啊！”

刚从牢房里带出来的犯人一开始往往会说些愚蠢的话，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她。

“我在跟以色列方面合作，要调查你案子里的一些情况。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案子？我成了一件案子？太可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请坐吧，无名氏先生。”她说着自己坐了下来。

于是我们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坐了下来，利维上尉的脸在布丽塔身后，看起来有点模糊，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布丽塔进门时上校并没有起身，这会儿她坐在了他的对面，他都懒得抬眼看她。上校似乎突然变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他瞟了一眼手表。那是块哑光的纯钢手表，戴在他棕色的手腕上就像是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白皙光滑，不过上面有手铐磨出来的红印。

突然，她开始对我说教起来。

她一下子就开始了，好像是在接着往下讲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在讲课，因为很快我就意识到她对每个人都会这么说教，或者说对每一个被她视为中产阶级的人。她说她有一段话要说，希望我能转达给我的那些“同事们”（这是她用的称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她是个战俘，就像落在巴勒斯坦人手里的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一样，因此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只是前来旅行的一名游客，她没有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她被捕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伪造了她的案底，这种行径是对全世界无产者的故意挑衅。

我嘿嘿一笑，她有点犹豫了。她没想到我会笑。

“不过你听啊，”我反驳说，“你要么是战犯，要么就是个无辜的游客。你不可能两个都是啊。”

“这场斗争是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之间的斗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又继续说教起来。她反对的并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她所谓的中产阶级妄图主宰世界的趋势、对人类自然本能的压制，以及维持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权的专制地位。

我又想打断她的话，但这一次她根本就没理我。她向我援引了马尔库塞141和弗洛伊德的言论。她提到了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对父亲的反叛，多年以后等到这些儿子也当上父亲的时候，他们自己又会否定这种反叛。

我朝上校看了一眼，可是他好像在打瞌睡。

她“行为”的目的，布丽塔说，还有她那些同志们的目的，都是要打断这种出于本能的压迫循环，不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比如为了物质主义而奴役劳动力，还有“进步”这个带有压迫性的概念本身——他们要让社会中真正的力量像性欲的激情一样汹涌喷发，成为崭新的、无拘无束的文化创造形式。

“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抗议说，“请你别再说了，你得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有着两个明确的目的，她继续往下说，好像我刚才压根没开口一样。第一个目的是扰乱中产阶级和物质主义狼狈为奸的同盟军，第二个目的则是通过范例来启迪世人，他们就像是在矿井里运煤的小马，根本不知光明为何物。换言之，要把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们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意识。

她还想补充说明，虽然她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比，她更喜欢共产主义的教义，因为共产主义强有力地否定了用财产把人关进牢笼的自我理想。

她喜欢让性欲得到无拘无束的释放，也认为可以借助毒品——对于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说——来发现自由的“自我”，这种“自我”和被逆来顺受阉割掉的不自由的“自我”完全不同。

我侧过身朝着上校。和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审讯也是有礼节的。“我们还得继续听她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位女士是你的犯人，不是我的。”我说道。我没办法坐在上校的这张桌子后面对布丽塔发号施令。

上校把头抬起来一点，神情漠然地看了看她。“布丽塔，你想下去了是不是？”他问道，“这几个星期你又想就着白水吃面包了？”他的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怪异。突然间，他似乎变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也睿智得多。

“我还有话要说，谢谢你。”

“你要是想待在这儿，就回答他的问题，少废话，”上校说，“随你怎么选。你要是现在就想走，我们也没意见。”他又用希伯来语对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冷淡地点了点头。一个阿拉伯犯人端着放有咖啡的托盘走了进来——四杯咖啡，还有一碟甜饼干——然后恭顺地把咖啡送到大家手里，我们每个人一杯，利维一杯，饼干放在桌子中间。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厌倦的气氛。布丽塔慵懒地伸出长胳膊去拿饼干，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上校的手赶在她前头啪的一声落在桌上，把饼干碟子挪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