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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太明白了。我也向萨莉说过类似这样半真半假的话，换来的却只是漠然相待。我也知道，在他处于这种备受困扰的心理状态时，任何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更别说随便回答了——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虽说我掩盖情绪的种种本领要比他老练得多。

“我看这段话我就不记了，”我说，“我会把这段话当成我们所说的深层背景。”为了表示我是当真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一方面提醒自己，一方面也向他表明接下来的话会列入正式记录。“好吧，咱们先来谈谈主要的问题，”我说道，“要不然PVHQ又得说我总是拖拖拉拉的了。西里尔，自从你上一次和我们派来的代表谈话之后，你加入共产党了吗？还是说你克制住了自己？”

“我没有。”他说着假笑了一声。

“是没加入，还是没克制住自己？”

假笑声更响了。“是前者。我喜欢你，内德。发现才华的时候我都很欣赏，一向如此。这倒不是说我工作的单位是个才华横溢的地方。就才华而言，我总觉得‘水槽’完全就是一片沙漠。”

“没有交什么朋友，或是参加什么和平组织吧？”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接着往下说，“结伴旅行团体？受邀加入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最近有没有对未成年的唱诗班小男孩产生过非分之想？”

“都没有，谢谢你。”弗雷温说道，他笑得很爽朗。

“有没有欠下大笔债务，结果弄得入不敷出？有没有让某位高雅的红发女郎过上她从没享受过的好日子？有没有分期付款买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求还和以前一样，一点都不过分，谢谢你。我本质上并不是个物质主义者，也不会放纵自己，这一点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说实话，我相当憎恶物质主义。这年头这样的事可太多了。多得不得了。”

“刚才我说的其他事也都没干过？”

“都没有。”

我一直在匆匆地记录，还对照着脑海中的问题清单做标记。

“这么说来，你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我说着翻过一页纸，又打了几个勾，“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在征得雇佣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就自己开始学习外语课程吧？”我的铅笔又一次停在空中，“比如学梵语？希伯来语？乌尔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提示他说，“或者是俄语？”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瞪着我，我却装作没看见。

“还是霍屯督语176？”我半开玩笑地接着问他，“爱沙尼亚语？”

“这是什么时候列进审查清单的？”弗雷温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是说霍屯督语吗？”

我等待着。

“学语言的事。会一门语言并不是什么缺陷。那是一种特长。一种成就！不就是要通过审查么，我也用不着把所有的成就都列出来吧！”

我把脑袋往后仰了仰，作回忆状。“正面议决程序附录，1967年11月5日，”我背诵道，“这个文件我一直都记得。是在焰火节那天。发给所有雇佣部门的特别通知，你的部门也收到了，要求提前以书面形式报告所有准备学习的语言课程。由司法指导委员会提议，议会批准。”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不值一问的问题，而且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作出回应。把这记下来。”

我喷出了一口烟。

“我说了，记下来！”

“我要是你啊，西里尔，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发火的。”

“让他们发火好了。”

我又抽了一口烟斗。“我来把总部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好不好？‘西里尔跟他那两个叫鲍里斯和奥尔加的好朋友在搞什么鬼名堂？’他们说。‘问问他这个，看他会怎么回答。’”

他还是背对着我，在房间里沉着脸怒气冲冲地转来转去，要请他那闪闪发亮的世界来见证我的亵渎之举。我等待着他爆发，我知道他肯定要爆发的。可他却只是用深受伤害的眼神责备地望着我。他仿佛在说，我们是朋友啊，可你竟然这么对我。处在紧张情绪下的大脑中会同时闪现出许多形象，这会儿我面前的人不再是弗雷温了，而是我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讯问过的一个女打字员：她卷起羊毛衫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我面前，给我看讯问前一晚她自己用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伤疤都已经溃烂了。“你觉得你把我折磨得还不够吗？”她问道。但折磨她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那位二十五岁年纪的波兰外交人员，她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密都告诉了他。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冲着他安慰地笑了笑。“得了，西里尔。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就是你偷偷在学的俄语课程里的两个人物吗？他们俩一起在家用纸糊过墙？到塔尼娅姑姑的乡间别墅去住一阵子，等等？你正在学莫斯科电台的普通语言课程，每周五天，早上六点整开始，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问问他鲍里斯和奥尔加的事，’他们说，‘问问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学俄语。’所以我才问你啊。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上这门课。”他喃喃地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那帮该死的探子。这是私人的事。私下里选的，私下里上的。让他们滚蛋去吧。你也可以滚了。”

我笑出了声。但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了，别这样，西里尔。纪律你都清楚，就跟我一样。你可不是那种对规定置之不理的人。我也不是。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要书面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制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拿到了一份通知，跟大家都一样啊。”我说话时他又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躲到了凸窗那边，望着窗外长方形的花园。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奥尔加和鲍里斯。”我耐心地回答。

这下他可火了。“我问的是给你下达任务的人，蠢货！我要投诉他们！窥探个人隐私，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种行为简直太野蛮了。实话告诉你，我也要追究你的责任。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想让怒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

“第一，”他提高了声音说，两眼还盯着窗外他的那块泥巴地，“你记下来没有？第一，我根本没在上条例里说的那种语言课程。语言课程得到学校或是培训班去上，得跟一帮流着鼻涕还口臭的打字员一块坐在长椅上，还得听没教养的老师对你冷嘲热讽。第二，没错，我确实是在听收音机，这是我一向的爱好，我就喜欢在电台波段里搜来搜去，听听那些有趣的、神秘的事儿。记下来，我来签字。说完了，好吧？你可以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谢谢，我已经受够你了。不是针对你啊，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