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11/12页）

她认为雷布思不会偷偷酗酒，他只是喜欢喝酒。如果他一个人喝酒，那是因为他没有多少朋友。她曾经问过比尔为什么要喝酒，比尔没能找到答案回答她。但她认为约翰·雷布思有答案，只是不愿意说。也许酒可以冲洗这个世界，洗涤一直保留在他心底的那些问题。

他没有像比尔那么疯狂地酗酒，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看见雷布思喝醉过。她感觉他是个沉睡者——喝了很多酒，似乎随时随地都可能陷入无意识之中。

电话响了，她慢吞吞地去接听。

“吉恩？”是雷布思的声音。

“喂，约翰。”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呢。”

“我要工作到很晚。”

“我只是在想你是否……”

“约翰，今晚不行。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她捏了捏自己的鼻子。

“好吧。”他没能够隐藏自己的失望。

“这周末怎么样？有什么计划？”

“我想告诉你……”

“什么？”

“卢·里德明晚在戏院有演出，我有两张票。”

“卢·里德？”

“他可能很杰出或者装腔作势，只有亲自去听才会知道。”

“我有些年没有听过他的歌了。”

“那你不要指望他在这期间学会了怎么唱歌。”

“是的，可能没有学会。好，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在哪里见面？”

“早上我要去购物……午餐时怎么样？”

“好极了！”

“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我们可以共度周末。”

“非常乐意。”

“我也很乐意。我在城里购物……我们是否可以在圣安娜咖啡厅预订一个位子呢？”

“是在牛津酒吧那一排吗？”

“是的。”她说着笑了。因为她想起了爱丁堡的餐馆，雷布思所知道的那些酒馆。

“我会打电话预订的。”

“那就定在1点钟吧，如果他们没有座位安排给我们，就回我电话。”

“他们会安排好的，那里的厨师是牛津酒吧的常客。”

她问他案件进展得如何，他沉默了一会儿，直到想起了什么事。

“你知道德弗林教授所说的解剖学家？”

“谁？肯尼特·洛弗尔吗？”

“就是他。我去采访一位医学院的学生，菲利帕的朋友，结果发现她是肯尼特的后代。”

“真的？”吉恩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兴奋，“一样的名字？”

“不是，是克莱尔·本齐。她母亲那边和他有亲戚关系。”

他们又聊了几分钟。吉恩放下电话，看着她的周围。她的“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还有文件柜和书架。她在门后面贴了一些明信片，有一张是从博物馆商店买来的亚瑟王座棺材。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她的门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现在他们都已经回家了。在其他地方还有清洁工在打扫，一个保安在巡视。晚上她在整个博物馆里游荡，没有一丝害怕的感觉。即使在陈列着许多动物标本的旧馆，她依然很平静。周五晚上，她知道博物馆顶楼餐馆的生意会很火爆。那里有独立的电梯和迎宾人员，确保用餐者能够直接去餐馆，而不用穿过博物馆。

她想起了第一次和西沃恩见面的场景，是一次“糟糕的经历”。当然这与食物无关，尽管账单拿来时确实让人有些吃惊。她想是否应该晚点再招待她，10点后会降价，也许她们可以那时候再去用餐的。她摸摸肚子，想起了明天的午餐，心想不吃晚餐应该也没问题的。此外，她不确定10点钟时她还会在这儿，她对肯尼特·洛弗尔生平的调查没有找到多少信息。

肯尼特：她起初以为是印刷错误，可是它接着出现了很多次。肯尼特，不是肯尼恩，1807年生于埃尔郡的阿洛韦镇，伯克接受死刑时他才21岁。他的父母是农民，他的父亲曾雇佣过罗伯特·彭斯的父亲。肯尼特在当地接受教育，曾得到了当地教堂的牧师——柯克帕特里克的帮助……

外面的办公室有茶壶。她站起来走出去，门开着，她的身影投射在地板上。她懒得开灯，插上电水壶后，在水龙头下清洗了一个杯子，然后取出茶叶袋和奶粉。她双手抱在胸前，倚靠在工作台边。从门口向办公室看去，她看着自己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她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关于肯尼特·洛弗尔医生的所有资料。肯尼特协助进行了一个杀手的尸体解剖，将威廉·伯克的皮肤从尸体上剥下来。初步验尸由门罗医生负责，选出来的在场观众包括骨相学家、雕刻家、哲学家威廉·汉密尔顿和外科医生罗伯特·利斯顿。这次解剖在大学里的解剖中心公开进行，现场十分嘈杂，很多医学专业的学生都如同秃鹫般聚集而来，如饥似渴地观摩着，那些没有入场券而不能进场的学生则敲打着门要求进来观看，甚至与警察打架。

她一直在忙着研究历史书籍：有些是关于伯克和赫尔的案件，还有一些关于苏格兰医学史的书。由此看出，中央图书馆的爱丁堡室依然像以前一样重要，同样和国家图书馆联系紧密。两者都为她提供了一些影印本书籍，她也去了一趟外科展厅，查看了他们的图书馆和数据库。她还没有将这件事告诉雷布思，那是因为她担心。她感觉亚瑟王座这起案件是一个死胡同，约翰想要从这里找出答案，只会越来越偏离他现在调查的案件。德弗林教授说得对，迷恋往往是让人跌落的陷阱。这只是历史——古老的历史，与巴尔弗案无关。凶手是否知道亚瑟王座棺材似乎与案件毫无瓜葛。一切都无从辨别，她的调查是出于自己的需要，不希望约翰对此研究太多。他要做的事远不止这些。

走廊上传来了声音。这时沸腾的水花也传出了滴答声，所以她没想太多。她将水倒入了茶杯中，让茶叶袋在里面浸泡几次，然后便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她端着茶回到办公室，门依然开着。

肯尼特·洛弗尔于1822年12月来到爱丁堡，那时他只有15岁。她不知道他是坐马车还是徒步来的。在当时，徒步行走这么长的距离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当钱成为负担时。一位历史学家，在一本关于伯克和赫尔的书中推测，柯克帕特里克牧师为洛弗尔提供了资金支持，另外还把他介绍给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诺克斯医生。诺克斯曾在滑铁卢做外科军医，并在非洲和巴黎学习过。诺克斯为年轻的洛弗尔提供了一年的住宿，让他开始了在爱丁堡的生活。然而，当洛弗尔进入大学时，他俩似乎变得疏远了，洛弗尔也搬到西港的寄宿宿舍……

吉恩抿了一口茶，翻了翻那些复印资料，上面并没有脚注和索引，因此不能证明这些明显“事实”的真实性。她是带着信念和迷信来调查的，因此她明白要从历史碎片中调查客观的事实是何等的艰难。传闻和谣言也可以印刷出版。错误——只是偶尔的危害——也悄悄混入其中。让她感到苦恼的是她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查看了，目前只依靠单纯的评论是站不住脚的。像伯克与赫尔这样的案件造就了很多当代“专家”，他们相信自己的证据是唯一正确的、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