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第七天（第8/10页）

“她母亲之所以跟她念叨那些事，也是出于关心，她却想得那么负面，还把一切都怪到父母头上，要是我女儿这样说我的话，我会哭死的。”

年长女性啜了一口茶，半开玩笑地说。无奈的笑声扩散开来，又消失了。

检察官从水穗与寿士结识之前的情形开始讯问。

水穗结识寿士之前，曾和某位男性客户谈了一段不到一年的恋爱。交往之初，水穗并不知道五十几岁的对方是有妇之夫。对方常约水穗一起吃饭，约莫半年后水穗才知道他有家室。水穗马上提出分手，但对方不愿意，结果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彻底斩断这段感情。两人后来就完全没联系了。两人在一起时的餐费和旅行费用都是男方支付，除了生日和圣诞节之外，平常对方也会送水穗礼物，像是名牌包、鞋子、饰品等。虽然水穗会收下，但从没主动要求对方送这些东西。之所以接受对方的心意，是因为她顾虑着要是拒绝，对方会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水穗参加由朋友策划的联谊餐会，结识了寿士。相当投缘的两人当天便在饭店过夜，就这样开始交往了，半年后考虑结婚。

结婚一事是水穗先暗示的。除了被寿士吸引之外，也是因为水穗想把握住机会，不想再遇到像上一段那样被欺骗的感情了。但水穗不记得自己说过“要是不想结婚，不如分手”之类的话。

不记得了。

检察官讯问后，水穗就常常说这句话。

婚前，水穗说要介绍寿士给父母认识，但当天只有水穗的母亲赴约，父亲并未出席。对此，水穗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对寿士解释过，告诉他是因为自己无法将工作不是很稳定的对象介绍给严厉的父亲。

水穗也不记得两人商量订婚仪式和婚礼时，自己曾对寿士说，若不是办在像是东京柏悦酒店、四季饭店、东京君悦酒店这种等级的饭店，父母肯定不会认同，自己也觉得不如不办。水穗表示，自己对具体的饭店名称没有半点记忆。

此外，两人寻觅新居时发现，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根本找不到理想中的房子。但水穗表示，不记得自己在深感失望的同时，曾以奚落寿士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后来总算安定下来，展开新婚生活。两人最初爆发口角是因为之后的住房问题。水穗强调自己绝对没有排斥租房子，只是想规划一下未来。自己也没说过“没用”“薪水低”之类的话来贬低对方。况且那时水穗很怕寿士开口骂人，怎么可能说这些话呢？但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水穗也想不起来了。

水穗抱怨寿士晚归一事时，也没有提及薪水。事实上，她也不知道两人的薪水到底差多少，只是单纯地觉得自己常常加班，加班费应该会更多。但自己绝对没有说过“我花时间加班能赚到钱，你花时间喝酒应酬能得到什么”之类的话。

不记得、想不起来，前面一直在含糊回应的水穗，说到这里语气突然变得很急，拼命强调自己没有这么说过。还说如果对方的记忆是这样的话，绝对是自卑感作祟，歪曲了事实。结果她被法官提醒要针对问题作答。

生孩子一事不是因为母亲和婆婆的催促，也不是因为水穗自己真的很想生，只是不希望自己成了“高龄产妇”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生。说到孩子，水穗确实和寿士就经济、环境方面的问题商量过。因为两人都没有足够的存款，水穗的收入对家庭来说又很重要，所以她想和寿士好好沟通一下，看看要孩子可不可行。水穗不记得自己用类似“除非寿士换工作、薪水多一点，否则连一般人家都比不了”的话，来逼迫过寿士。

至于寿士换工作一事，水穗表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和自己商量过，否则自己一定会给予建议的。水穗并没有要求丈夫一定要进大公司、拿多高的月薪，也不记得自己得知怀孕后曾建议寿士转调部门，或是批评他的收入。

直到水穗辞去工作之前，两人每个月都会各存一笔同等的金额到共同账户。房租、水电费、燃气费直接从共同账户里出，其他像是餐饮费、杂费都是各付各的。水穗离职后，寿士每个月会给她十万日元生活费。本来想着如果有剩余，再存回共同账户，但几乎没有剩过。所以水穗要买自己的东西时，只能动用之前工作时的存款，而且也只能买洗发水、基础化妆品之类的东西。水穗知道，不像以前自己还在工作的时候，现在不能再随意买衣服、饰品，更不可能买名牌奢侈品。但是水穗从没因此埋怨过寿士，只和他说十万日元生活费不够用。具体的措辞水穗不记得了，但她记得自己确实说过，因为真的不够用。

“真是够了！”里沙子好几次想这样大吼。不知为什么，每当水穗回答不记得时，里沙子都觉得她像是在肯定检察官的质问。仿佛她真能说出几家高档饭店的名字，真的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丈夫没用。里沙子觉得这些问题根本是为了贬低水穗而问的。

两人一起努力，搬到更大一点的房子里生活，这世上多的是有此共识的夫妻。“将来要过得比现在更好一点”“有了孩子后希望条件能更好一点”，每对夫妻都会这么想，不是吗？有哪个人会希望自己婚后过得还不如单身的时候？将这种再平常不过的夫妻对话进行扭曲，搞得好像妻子是在批评另一半满足于现状，嫌对方没用一样。这根本就是刻意抹黑。

面对明明不必加班，却总是晚归的丈夫，身为妻子的当然会担心。何况自己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另一半却在花钱喝酒享乐，怎么可能不发牢骚？搞不好水穗其实并没有说什么难听话，而是寿士自己曲解了她的意思。

还有，生小孩当然要考虑经济问题，检察官的讯问却将水穗说得活像是个守财奴。不只收入方面的问题，还有像是住的地方、请产假的事，水穗当然要和丈夫商量了。

思忖至此，里沙子觉得自己好像在替水穗的人格背书似的，又涌起不可思议的心情。

“要是婚礼不能在东京柏悦酒店举行，那就没意义了。”“只能住在这么穷酸的公寓，真失望。”搞不好水穗真的这么说过啊！因为喜欢名牌奢侈品，因为喜欢在麻布、青山一带的高档餐厅吃饭，所以她才坚持一定要住在世田谷区的独栋房子——这也说不定，不是吗？寿士也许的确曾对她大声咆哮、摔东西，让水穗很害怕，但这也可能是为了发泄不满，迫使一直瞧不起自己的妻子闭嘴。

里沙子试着这么想，但怎么样也想象不出水穗和丈夫争吵、对骂的模样。里沙子看着眼前这位穿着格格不入的花哨洋装接受讯问的女人，试着想象她的日常生活，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在回荡着婴儿哭声的昏暗屋子里，电脑屏幕的光映照出一张胆怯的侧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