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旅行（第20/27页）
“您也一样。”我对她说。
“不，我不饿。”
她为我点了第一道菜和主菜，给自己要了一份蔬菜沙拉。
“您喝点什么吗？”她问。
“不。”
“您不喝烧酒？我能不能喝点？”
她送给我一道惶恐的目光，好像我不会允许她喝似的。
“您喝吧。”我对她说。
她朝餐馆老板抬起头。
“嗯……来杯啤酒……”
我觉得她好像突然决定做一件丢脸或被禁止的事情一样。
“这让我避免去喝威士忌或其他烧酒……我还是喝点啤酒吧……”
她强装笑容。我感觉到她面对我感受的尴尬。
“我不知道您怎么想，”她对我说，“但是我总发觉这不是给女人喝的饮料……”
这一次，她的眼神表现出更多的是绝望，而不是惶恐。而我如此惊异，简直无从找到一句安慰的话。我结果冒出一句：
“我想您是弄错了……我认识不少女人都喝啤酒……”
“哦是吗？您认识很多这样的女人？”
她的微笑和目光令我放下心来：刚才当我在人行道上无意撞见她时，我还不知道她和蓝色海岸的那个人是不是同一个呢。不，三年来她确实没变。
“跟我说说您生活中干得漂亮的事儿。”她对我说。
生菜和啤酒都上来了，她喝了几口，但是生菜却一动未动。我想象她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同样的碟子和同样的一杯啤酒，在这个我当时还不了解的深沉寂静中，却让我在今天感到如此亲切。
*
我没有跟她叙述我干得“漂亮”的什么大事儿。只是简单暗示了一下我作为探险者的使命和下一次到巴西去的事。她也向我坦言在里约热内卢待过几天。那时候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住在美国。
我向她提问题，但是还不知道她为什么回答了这么多细节。我深感她对自己不那么满意，也没有谈论自己的任何特别兴趣。她揣测使我感兴趣的事，因为她好像好几次提到，“不想让我把整个晚上都浪费掉”。
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晚上，由于某个人专注的目光，你会感受到有必要向他传递的不是自身的经验，只是不协调的某些细节，它们被一条看不见的线贯穿着，这条线处处有被割断的危险，人们则称之为生命的进程。
*
她说话的时候，她身后的金鱼偶尔会把它们的头贴在鱼缸的玻璃上。然后它们继续坚持不懈地在被一盏聚光灯照亮的蓝色水中打转。天花板上的小聚光灯被关掉了，这让我们知道很晚了，我们该走了。只有鱼缸的聚光灯还在。
凌晨一点钟时，大街的人行道，深深陷入沉寂，只听到树叶在深夜的呼吸声，沙沙作响。她抓住我的手臂：
“您陪我走到家吧。”
这一次她在寻找依靠。再也不像我们从教堂街下来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人生第一次有了处在某个人保护下的感觉。然而没走出几步，又是她在引导我了。
我们到达一座玻璃窗洞高大黑暗的房子。其中只有最高层的两个亮着灯。
“我总让灯亮着，”她对我说，“这样更保险一点。”
她笑笑。情绪十分放松。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只是轻松地拿着什么东西，让我放心似的。大街的这部分没种树，但是沿途都是和她住的那栋类似的房子，玻璃窗洞都没有亮灯。我去卡瓦诺家探望的时候，都不可能不经过那里。我不再像是待在巴黎，这条街不知通到了什么地方。也许不如说，它只是通向陌生之地的过度区域。
“我应该把我的电话号码给您……”她在自己的手袋里翻找，但是没有笔。
“您可以跟我说……我记得住……”
回到蒙马特探险家俱乐部楼房我的房间时，我写下了号码。后来的几天时间里，我好几次试图和她通电话。没有人应答。我最后寻思，我没有准确记住电话号码。
在能够通车辆的大门门洞——大门是黑铁铸的，有不透亮的玻璃窗——她转过身，灰色的目光停在我身上。她微微抬起手臂，用指尖摸摸我的额角和面颊，好像在最后一次探讨接触。然后她放下手臂，大门关上了。这只手臂猛然放下，大门关门时的金属声响，都让我预感到，在人生的某一时刻，会出现心跳停止的瞬间。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油灯，再次搜索了镜柜内部。什么也没有了。我把给里果的信封塞进口袋，原来的地址是提尔西提街3号，后来跟踪寄到苏尔特大道20号。然后，我手持油灯，走到走廊，进入了公寓的另一个房间。
我打开金属百叶窗，费了很大气力把窗扇合起来，因为都锈住了。我不需要油灯的光线了：一盏街灯正对着窗户，给房间照进了一缕白光。
左手有一个小壁橱。高层空着，靠着隔板放着一双老式的滑雪板。壁橱下面有一个发泡手提箱。里面装着一双溜冰鞋和从一本画报上撕下来的一页纸，我在上面看出了几张照片。我拿起那张冰冷的纸页，借着街灯的光亮，读到了照片周围的文章：
梅热福没有荒芜。成为某些年轻人军旅生活的休闲之地，为其他人返回军队之前提供最后的度假之地。
我在其中的两张照片上认出了二十岁的里果。一张是他在跑道上准备出发，倚靠在滑雪棒上；另一张是在山区木屋的阳台上，和一位女士及一位戴大墨镜的男士在一起。在最后一张照片下面，写着这么几个字：艾杜瓦·布岱女士，一九三九年大学生滑雪冠军P.里果和安迪·昂比里克。在艾杜瓦·布岱女士的脸上用铅笔画上了小胡子，我肯定是里果自己画上去的。
我想象他从自己家，提尔西提街，把滑雪板、鞋子、标明荒唐战争日期的豪华杂志的一页纸运到了苏尔特大道。一天晚上，在他和英格丽特躲藏的房间里——就是第一次轰炸巴黎，他们两个谁也没有躲进地窖的那个晚上——他一定惊异万分地欣赏了这些工具，像是欣赏以往生活的珍贵纪念物——一个优秀年轻人的生活。他成长到二十岁一直属于他的世界似乎离他那么遥远，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等到轰炸结束后，他竟随意用铅笔给这位布岱女士画上了胡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