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第14/57页）

集中营指挥官凑在砖砌孵化间的一丁点儿阴影里乘凉。这个矮小干瘦的党卫队分子敞开了衣衫纽扣，在掘地的人群中视察得累了。他有发狠抽皮鞭的本事，昨天就抽了我后背两鞭子。

“搬铁板子的，听到了什么新闻？”

我挥起铁锹，铲了一锹上面的土。

“在奥勒尔城下，死了三十万布尔什维克。”

“这是好，还是不好呢？你怎么看？”

“肯定是好嘛。因为那儿也死了三十万德国人。就这样进展下去，一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就会到这儿来。”

“你看是这样？”他苦笑一下，重复礼节性的问题，“离午饭时间还长吧？”

我拿出表来，银质的老旧的东西，上面是可笑的罗马数字。这个表我很喜欢，因为它很像我父亲的一个表。我是用一包无花果换来的。

“十一点。”

这个德国人从墙根站起来，从我手里一把抓走表，不动声色。

“给我。我很喜欢。”

“不行，是我自己的，家里带来的。”

“不行？不行就不行吧。”

他抡圆了胳膊，使劲把表扔在砖墙上。然后又坐在阴影里，还盘起腿来。“今天就是热，是吗？”

我一声不响，拾起表，开始故意吹口哨。先吹的是狐步舞曲《快乐的约安娜》，然后是老探戈曲《莱贝卡》，然后是《华沙曲》和《红旗颂》《华沙曲》《红旗颂》是两支极为著名的波兰革命歌曲。，最后是左派保留节目歌曲。

接着，我吹出《国际歌》，脑子里重复着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突然，一个高大的影子出现在我面前，一只沉重的手掌落在我的脖子上。我抬起头来，吓得呆若木鸡。一张巨大、通红、肥胖的脸盘展现在我上方，一个铁锹把在空中晃悠，不祥之兆。清晰的白条带囚衣，在远处树木的背景衬托下越加清晰。一小块红色三角形的布缝在胸前，红布上的数字“3277”在我眼睛里奇怪地摇动，涨大。

“你吹的什么调子？”组长问，直直地瞧着我的眼睛。

“一个国际上流行的口号，组长先生。”

“你知道这个口号？”

“嗯……一点……从各处听来的。”我警惕起来，说。

“这个歌，你知道吗？”

于是他用沙哑的嗓子开始唱《红旗颂》。他丢下铁锹把，眼睛里闪现出不安的神情。他又突然住口，捡起木棍，连连摇头，一半是蔑视，一半是怜悯。

“要是让真正的党卫队听见，你早就没命了。那儿就有一个……”

墙根的那个德国人咧着嘴笑，说话和气起来：

“你们把这叫作苦役！真应该去高加索逗留一段时间，像我一样！”

“指挥官先生，我们已经把一个水池子填满了人骨头，以前填满了多少个，有多少骨头撒在维斯瓦河里了，您和我，都是不知道的。”

“你住嘴，你这条野狗！”说着，他从墙根站了起来，准备拾起他那根鞭子。

“带这些人吃午饭去。”组长说。

我丢下铁锹，跑到孵化室后面。还听见远处传来组长的声音，沙哑而气喘吁吁的声音：

“是啊，是啊，都是些野狗。应该把他们都打回地狱，一个不剩。指挥官先生，您说得有道理。”

我远远地瞪了他们一眼，痛恨至极。

三

我们出发，沿着穿过哈门茨的一条道路走。高大的栗子树沙沙作响，树阴绿色更浓重了，但是显得干燥，像枯干的树叶。这是中午的阴影。

上路之后，必定要经过路边的一座小小的住宅，窗户配有绿色百叶窗，中间部分有雕琢粗糙的小小的心形图案，还有白色的半拉起来的窗帘。窗户下面长着细小的玫瑰花，苍白而没有色泽，窗口木制花箱子里种着奇怪的粉色小花。游廊爬满深绿色的常春藤，一个小姑娘坐在台阶上和一条阴沉的大狗玩耍。大狗显然是感到无聊，便允许小姑娘揪耳朵，它只不过摇摇脑袋，摆脱苍蝇。小姑娘穿白色衣服，手臂被阳光晒成铜褐色。狗是多波曼种，脖子下面是褐色的毛。这小女孩是副指挥的女儿，这个男人是哈门茨的主人。这座配有小玫瑰花和木制小花箱的小房子，是他的家。

从工地走上道路之前，必须经过几米柔软而黏稠的潮湿泥地，土壤混合了锯末，泼洒了难闻的消毒水，以防把细菌带进哈门茨。我从侧面小心翼翼绕过这片泥坑，与大家一起来到路上，那儿已经摆好一排大锅清水汤，是汽车从集中营里拉来的。每个分队的大锅都用粉笔做出标记，我走了一圈察看。我们来得正是时候，还没有人偷吃我们的食物。一切都得亲自操心。

“五口锅是我们的，好吧，可以抬走了吧。那两排是给女人的，不准动。啊哈，这儿有一口。”我自言自语高声说，把邻近分队的一口锅拉了过来，把我们的一口放到那个地方——我们的只有他们那口的一半大——又赶紧画上我们的记号。

“搬走！”我对希腊人大声吆喝。我这举动他们都看在眼里，表示赞成。

“喂，你怎么把锅调换了！等等，别动！”另外一个分队的人呼叫。他们也是来吃饭的，稍微迟来了一步。

“谁调换了，啊？你可别胡说，伙计！”

那些人奔跑过来，可是希腊人在地面上把那些大锅又推又拉，嘴里呻吟着，用希腊话大骂，互相推推拉拉，很快消失在把世界和哈门茨分开的界线外。我跟在他们后面，听见他们奔到大锅跟前，冲我乱骂，连我爹妈也不放过。不过呢，这一切也是合理的：今天是我，明天是他们，先来的优先。我们的分队爱国主义从来不超过玩耍的范围。

锅里的汤直晃荡。希腊人走几步就把锅放在地上。他们大口大口地喘气，像被扔到地面上的鱼似的，还偷偷地舔手指头，因为从盖得不严实的锅盖底下冒出来的热乎乎黏糊糊的汁水顺着手指头直流。我知道那味道，混合了尘埃、泥土和手掌上的汗水，因为不久以前我自己就搬运过汤锅。

他们放下汤锅，在期待中凝望着我的脸。我郑重其事地走近中间的一口锅，慢慢拧开螺栓，手掌放在锅盖上停了漫长的半秒钟，才掀起锅盖。十几双眼睛里的光亮在失望中黯淡下来：是荨麻菜叶汤。白颜色的稀汤在大锅里晃荡，上面稀稀拉拉漂着人造奶油的几个亮点。但是，一看那颜色，所有的人都知道汤水的下面是整根整根没有切碎的荨麻秆，都是筋，颜色黑烂，气味难闻；而且，所谓的汤，一直到锅底都是水、水、水……这一瞬间，在这些人的眼里，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下来。我盖上了锅盖。我们把大锅抬到了坡下，一句话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