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此时此刻（第10/14页）

“我一点也不明白。”

“霍桑的儿子写过晚年的梅尔维尔(27)终于相信霍桑的一生都‘隐瞒了一个大秘密’。这么说吧，我比梅尔维尔更确信E.I.洛诺夫也藏着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能帮助我们理解许多事情，也包括他的写作。”

“为什么他的作品需要解释呢？”

“正如你说的，没人看他的作品。”

“你仔细想想的话，任谁的作品现在都没人要看。相反，我其实没必要跟你这么说，现在的大众只对揭人隐私感兴趣。那些‘解释’别人的人生的传记作品，大多靠添油加醋许多子虚乌有的内容来满足人们的这种恶趣味。即使那些传记里写的都是真事，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明显是打算要甩掉我的话题，“可我不能像你这么冷嘲热讽，要不我这工作还怎么做呀。洛诺夫小说的遗失是文化史上的一大耻辱，是许多耻辱中的一桩，但这一桩我可以尝试去弥补。”

“噢，”我说，“你是想担当重任去消除这桩耻辱，通过公开那个能够解释一切的他早年的秘密。我猜那个秘密一定和性有关。”

他冷冷地说：“你太精明了，先生。”

我应该再次挂断的，可我现在很是好奇，想看一看他究竟能坚持多久，想看一看他有多自以为是。他的口气并非咄咄逼人，但那如进行曲般的坚定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了他准备斗争到底的决心。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表现正是我在他那个岁数时的样子，就好像克里曼正在模仿（或者说，现在似乎更加明显了，他是在刻意模仿）我刚刚起步时那种勇往直前的方式。就是这种样子：精力旺盛的年轻人那种鲁莽又严肃的行事方式，对自己的逻辑一点也不怀疑，盲目自信，认为自己对利害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可谓是无情的紧迫感。遇见障碍就会产生消灭它的冲动。在那些哗众取宠的青葱岁月里，你无所畏惧，你永远正确。任何事物都是你要攻克的目标；你随时准备战斗；你，只有你，才是这个世界里唯一正确的人。

未经历过风雨的孩子自以为已经长大成人，热血沸腾地一心想要干下惊天动地的大事。好吧，让他去自说自话好了。他会明白的。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充满敌意，”他说，尽管他看来对此并不怎么在乎。“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对你解释在我看来他的故事有多重要，而且这个故事能够解释在他离开霍普与艾米·贝莱特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写作所发生的变化。”

“他离开霍普”这样的说法惹恼了我。我理解他——他有永不妥协的韧劲，说话直率，浑身都是傲慢的病毒（他会和颜悦色地对我解释我不懂的事情）——可那并不代表我就必须信任他。除了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外，他能了解多少“他离开霍普”后的生活？

“那也无须解释，”我说。

“一本资料翔实的评传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来重新认识洛诺夫这个人，从而还他一个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的正确位置。可他的子女们不愿和我谈，而他的妻子又可谓是全美国最老的一位老妇人，而且还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28)，所以不能和我交谈，还有艾米·贝莱特，她也对我的信函置之不理起来。我也给你写过信，你也不回复我。”

“我不记得有你的来信。”

“我是寄给你的出版商的，对像你这么注重隐私的人来说，我认为这种方式比较合适。信都被退了回来，上面还贴着一张标签：‘退回寄件人。不再接受未有约定的邮件。’”

“任何一家出版商都会这么做。我最早就是从洛诺夫那里知道了这一点的。当时我和你差不多大。”

“你在标签上使用的语言，是洛诺夫的语言吗，是他的习惯用语吗？”

那确实是洛诺夫的语言——我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语言了——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打听到许多关于贝莱特小姐的事。我想要证实它的可靠性。我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而你正是我需要的人。你和她还有联系吗？”

“没有。”

“她住在曼哈顿。她在做翻译工作。她得了脑瘤。如果在我有机会和她再次交谈之前，她的脑瘤恶化的话，她所知道的一切就将永远都是个谜。她能告诉我的比任何人都多。”

“她为什么要告诉你许多事呢？”

“你看，老年人都讨厌年轻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句话说得那么唐突，就好像他突然从哪儿得来了神秘的灵感。这种代沟问题是他在书里读到过的，还是有人告诉他的，还是他在自己以往的经历中知道的，或是如晴天霹雳般凭空而来的呢？“我只是想对我写的书负责，”克里曼接着说，“负责”这个字眼再次激怒了我。

“艾米·贝莱特不是你来纽约的原因吗？”他问。“你是这么对比利和杰米说的，说你来这儿探望一个得了癌症的朋友。”

“这次我挂断电话，”我说，“你不要再打过来了。”

十五分钟后，比利打来电话，为他和杰米的草率之举向我道歉。他不知道我们的会面应该保密，他很抱歉给我带来的麻烦。克里曼刚给他们去过电话，告诉他们他把事情搞砸了。克里曼是杰米大学里的男朋友，现在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她不是存心告诉他是谁回应了他们的广告的。比利说这事做得不妥，他现在明白了。不论是他还是杰米都没有预见到我会讨厌和E.I.洛诺夫的传记作者谈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对这位作家非常崇敬。他向我保证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再把我们之间的约定告诉其他人，尽管我必须认识到一旦我搬入他们的住所，在他们关系网中的朋友和熟人很快就会知道是谁住在他们家的，而且，同样的，一旦他们搬到我家里……

他话说得彬彬有礼，而且还很有道理，于是我说：“没关系的。”再说，克里曼毕竟是杰米曾经的男友。如果是别的理由，我是不会容忍他的。看在这个理由的分上。

“理查德是个执拗的人，”比利说。“不过，”他重复道，“因为我们把你的住址告诉了他，我们真心向你道歉。我们真是欠考虑。”

“别放在心上，”我再次表示，可在心里我又对自己说还是马上开车回家吧。纽约多得是那种有“探根究底的精神”的人，而且他们中也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职业道德的。如果我接手了七十一街的公寓——还有那里的电话——我就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种令我手足无措的环境，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表现的，我已经没有灵活的手段来处理好这种事情了。并不是克里曼对洛诺夫所做的委婉的暗示没能挑起我的好奇心。也不是说我对这一系列的事情没有感到惊奇，先是在近乎五十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撞上了洛诺夫的艾米，随后我跟着她从医院走到饭馆，接着又是克里曼打来电话告诉我艾米得了脑瘤，并想用洛诺夫有一个如霍桑一般的“秘密”这种内部消息来刺激我。对于一个爱好隐居的人来说，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局限在单调的重复里的人，一个将他认为的所有非本质的事物统统驱逐出生活的人（在表面上，他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写作，但其实更像是一种失败后的撤退），那就像是被某种罕见的天文现象所控制，就好像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场人们对其还一无所知的日食：地上的凡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