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此时此刻（第11/14页）
就在我正准备仓促地迈入一个崭新的未来之时，我又不明智地撤退到过去——这种倒退的轨迹谈不上很特别，但至少是出人意料的。
“我们想邀请你在大选之夜上我们家来，”比利说。“家里只有杰米和我两个人。我们准备在家里看大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一起在这儿吃顿饭。之后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能来吗？”
“是周二晚上吗？”
他笑起来。“还是十一月份的第一个周一之后的那一个周二。”
“我会去的，”我说，“我接受了，”可我脑子里想的却不是什么大选，而是比利的老婆，也就是克里曼的前女友，还有就算机会能主动送上门来，我也无力再给一位女性带来快乐了。老年人讨厌年轻人吗？年轻人让老年人充满了嫉妒与仇恨吗？难道老年人不该讨厌年轻人吗？荒诞感自每一个角落迅速渗透进来，我的心因疯狂的渴望而怦怦直跳，就好像针对失禁进行的治疗对恢复性功能也有一定的疗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我隐居了十一年之后，不论我是多么性无能，多么性荒疏，在遇见杰米后我的性欲又被唤醒了。就好像性欲本身要拼命去证明它是一种生命力，就好像这个小妇人的出现带来了希望。
通过一次与比利和杰米的单纯又短暂的会面，我不仅重新被抛回到一个志向远大的文学青年的世界里，虽说对这个世界我早已不再感兴趣，而且对此时此刻就要出现的刺激、挑逗、诱惑与危险敞开了怀抱。想当初，是一个明确的威胁使我下决心永远离开纽约城——一个致命的威胁——它并非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恐怖威胁，而是来自于我刚开始收到的死亡恐吓，FBI(29)认为这威胁来自于同一个组织。每一次恐吓都是通过一张明信片寄过来的，上面都盖有新泽西北部某地的邮戳，那也正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地区。邮戳上从来也不会出现相同的地点，可明信片正面的人物照片却每次都一样，都是当今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不是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为信徒们祝福就是在跪着做祷告，抑或是穿着白色锦缎的法袍正襟危坐。第一张明信片上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犹太杂种，我们来自一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我们的组织旨在对抗种族主义——即卑鄙下流的犹太复国主义(30)——的兴旺发达。作为寄生在这个“非犹太”国度里的又一个犹太居民，你已被我们列为黑名单上的攻击目标。因为你的住址是犹约(31)的公寓，所以势必由我们这个“部门”来完成“消灭目标”的任务。这个警告仅仅是开始。
第二张印有约翰·保罗的明信片也带来同样的问候与信息，只是在结尾处略有不同：“第二号警告，犹太佬！”
自那时起，我开始收到各种恶毒凶险的信息，不过一年里从不会多于两次，而且大多数时候一次也没有。有时，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某个陌生人会突然走过来向我发难，那是因为在我的小说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或者惹恼了他们，或者是因为恼怒而受到吸引，也或者是因为受到吸引而恼怒。我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令人不安的骚扰，因为我写的书会轻易地使他们在大脑里形成一种作者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因为来自虚构的小说而趋于幻想。可是那种警告是将我作为攻击目标的：不仅因为连着好几个月我每周都会收到这样的明信片，而且因为就在同一时期，一位住在中西部的评论家，他曾在《纽约时报书评》里写过一篇对我的某本书表示赞美的评论文章，也收到了印有教皇照片的恐吓性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寄到他执教的大学里去的，而且注明烦请“马屁英语系”转交本人。没有问候语，只是用小字写了这么几句话：
只有一位一钱不值、专门舔人屁股、操蛋的狗屁“英语教授”才会恬不知耻地把这个犹太杂种最近写下的那一堆狗屎称作是“文采华丽、寓意深刻的杰作”。像你这样的垃圾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年轻人洗脑实在是一大悲剧。AK-47(32)，开火。只有那样才能挽救美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帮助它重回正轨。
是我在纽约的律师帮我联系上了FBI。结果，一位名叫M.J.史威尼的警探来拜访了我，当时我住在东九十一街上的公寓里。她是一位娇小活泼的南方人，四十刚出头。她带走了所有的明信片（她把那些明信片连同那位评论家收到的一起寄往了华盛顿，去做分析调查），并建议我时时观察、处处警惕，就好像是在指导我我不熟悉的某项体育运动的基本规则。在我走出一幢大楼前一定要留心观察一下两侧的街道，若发现任何形迹可疑之人千万要注意隐蔽。走在大街上，如果有陌生人向我靠近，那我必须始终将目光盯住他们手的位置，而不是脸，以防他们会冷不丁拔出武器。还有许多类似的建议，我立即都采纳了，但我并不认为这样就能建立起一张严格的防御网，使得那些一心想消灭我的家伙无从入手。在评论家收到的明信片上首次出现的“AK-47，开火”，现在在我收到的信息中也出现了。有几个礼拜，用黑色毡头记号笔写下的两英寸高字体的“AK-47，开火”，构成了我收到的全部信息。
每次收到明信片后史威尼都会和我通话，在把原件装入信封寄给她之前，我会把它们两面都复印下来。有一次，我打电话告诉她我最新的一本书获得了某个奖项的提名，我准备去出席在曼哈顿中城区的一家酒店里举行的颁奖典礼。她问我：“那里的安保系统如何？”“我觉得不怎么严格。”“颁奖典礼对公众开放吗？”“并没有说不对公众开放，”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愿意去自找麻烦。我想到时一定会有上千人参加典礼。”“那好吧，你自己小心为是，”她说。“你好像不愿意我出现在现场。”“我现在不代表FBI和你说话，”史威尼说。“FBI是不会建议你去冒这个险的。”“万一我得奖，万一我必须上台去领奖，我就会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靶子，不是吗？”“如果让我作为你的朋友来说的话，”她答道，“我就会说是的。”“如果你作为我的朋友来说，你会建议我怎么做呢？”“出席这次典礼对你意义重大吗？”“对我毫无意义。”“那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认为去出席这样一次典礼简直是在犯傻，”史威尼说，“更何况我刚刚收到二十多封死亡威胁信，甚至连靠近那里的地方我都会唯恐避之不及。”
第二天一早，我租了辆车开往马萨诸塞州的西部。在四十八小时内，我就买下了一栋有两个大房间的小木屋，其中一间有一个石砌的大壁炉，另一间里有木板围的火炉。两个房间之间有一个小厨房，从那里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见一片枝桠扭曲的老苹果树林，树林后面是一个宽阔的椭圆形泳池和一棵饱经风霜的大柳树。这是一块面积十二英亩的土地，一片风景如画的湿地从中穿过，有许多水禽在其间出没。湿地往后几百英尺是一条肮脏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走三英里左右你就能看见一条柏油路，然后你沿着这条蜿蜒的柏油路往山下再走五英里就能到达阿西纳。一九五六年，我遇见E.I.洛诺夫的时候，他正在阿西纳教书，他的妻子和艾米·贝莱特也都在那里。洛诺夫的家是一幢建造于一七九〇年的房子，是由他妻子的家族代代传承下来的，距离我刚买下的房子才十分钟的车程。正是因为此地是洛诺夫的藏身之所，我才会本能地选择这里作为我自己的避风港——不仅因为这个原因，还因为我遇见他时只有二十三岁，而且从此再也不能把此事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