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逝水时光(第10/15页)
不管我在做什么,这种痛都如影随形。我试过各种方法,吃止痛片,喝酒,香薰放松,一个人在夜里发呆,它都仍然慢慢地折磨着我的神经。我听音乐时它存在;我坐在沙滩上听海浪潮汐时它存在;我上释放压力的瑜伽课,嘴上跟着说“我现在很安全,很放松,一切都过去了”,但我仍能察觉到我声音里的恐慌;或者有时我看费脑的电视剧,不再用咖啡因麻痹自己,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振作起来,那种头痛也依然存在着。
也许睡着就好了,但我没办法试。这些年来,我的睡眠一直不好,甚至越来越糟。
昨晚我失眠了,于是起来看一个关于海龟的纪录片。准确来说它们并不是最长寿的生物,只是其中之一。里面说到有些海龟“甚至能活超过一百八十年”。因为人类的生命太过短暂,所以他们想当然地低估了别的物种,比如他们对鲨鱼寿命的认知就很浅薄。好吧,他们毕竟只是凡人。起码我就知道,至少有一只海龟活了快500年。
不过,我有点遗憾人类不能像海龟一样长寿。海龟繁衍了两千万年,平均能活200年。从三叠纪(22)开始,它们的形态变化一直不大。而人类恰好相反,进化得非常快。
不用费什么脑筋就能得出结论:我们可能并没有很长的历史。有不少种族的人现在都已经消逝,比如十多万年前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尼安德特人,走出非洲的丹尼索瓦人,还有印度尼西亚的霍比特人,当然最后一种是小说家假想的。他们一度出现过,然后消亡,可能不久后,我们也会有相同的命运。
这就是蜉蝣,你很清楚,自己只能再活三四十年。因此你也没必要考虑太多。在历史长河中,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小的齿轮,嵌合在你的国籍、你的观念以及政治立场这些群体中,这代表了你的存在。个体的存在微不足道,唯有这些才能留下一些痕迹。
你活得越久,就越会明白一切都是会变的。只要活得足够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难民。因为国家的历史比起历史本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活得足够久,每个人的世界观都会被打散和重组,会意识到所有人被赋予的政治意义都是浅薄的,人之所以为人,不是靠这些外在的东西界定的。
海龟没有国家,没有政治,没有战略性核武器。它们没有恐怖主义,没有民主投票,也没有贸易战争。它们没有艺术和音乐,也没有书来记载海龟帝国的衰落和垮掉。它们没有网购和自助埋单。
人们说,其他动物不会进化,但是人类的思想也同样不会进化。一代代政客摇旗呐喊,争权夺利,只是动用的武器变得越来越有杀伤力。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人群中微小的分子,只是一粒尘埃。我们不断努力,想要与众不同,发出自己微弱的光芒,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留下自己的足迹,从而把我们和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只猫和一只海龟区分开来。
所以我尽管活得长久,脑海里装的却还是人类的痛苦与恐惧,心里焦虑着漫漫前路究竟会是怎样。
这些天,假如能睡满三个小时,我就已经算很幸运了。
过去我经常喝安神糖浆,那是海德里希推荐给我的一种止咳药,里面含有吗啡。不过一百年前,政府禁止鸦片之后,这种药就停产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吃安神药,不过药效甚微。
我应该去看医生的,但是我没有。在信天翁的社会里,不需要医生,什么都不需要。怀着对哈金森医生的愧疚,我一直恪守着这条准则。我怀疑过是不是我脑子里长了肿瘤,不过我从没听说过我们中有谁会长肿瘤。按照情况来看,即使我有,它也会发育得非常缓慢,至少让我还有好几十年可活。只是它不会自愈罢了。
总之,我还一直在头痛,而再过一天,我就要开始我的新工作了。我喝了杯水,吃了点麦片,就牵着亚伯拉罕去散步了。它现在晚上老是啃沙发,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我就该纵容它、宠着它。
因为我就是需要一条会给我制造麻烦的狗,好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少想一点自己的事情。秋田犬来自日本,在英国很少见。我觉得这种狗应该是上流社会的宠物,享受优渥的生活,而不是跟着我在东伦敦钢筋水泥、空气混浊的路上跑来跑去。所以即使它在地毯上撒尿、沙发上乱咬,我也只能宽容。我这里的环境的确委屈它了。
我带着亚伯拉罕出门,我和它都恹恹的,有种相看两相厌的感觉。
“这里以前有一口井,”经过一家彩票站的时候,我对它说,“还有这里,就在这里,很多人以前周末做完礼拜之后会在这里玩撞柱游戏。”
一个年轻的男生经过我们,穿着宽大的上衣并且卷起裤腿,很复古,看上去就像17世纪的男孩们模仿上流社会的装束。他一直低头看着手机,偶然间抬头看到我,很是诧异和不解。可能在他看来,我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怪人、喝得烂醉的伦敦客。说不定,到了周一,他就是我的学生之一。
我们穿过马路,经过不少街灯,不远处有一家烛光酒吧:“释放压力,尽情尖叫,伦敦顶级鸡尾酒酒吧!让你吐露心声!”我的头痛加剧了。我闭上眼睛,突然想起之前在巴黎,我在钢琴吧里弹奏《甜蜜的乔治亚·布朗》,有一个陌生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走到了公园,突然意识到已经很多年没弹过钢琴了。大多数时候,钢琴都能让我感到愉悦。我一直觉得钢琴就像毒品,很容易让人沉迷,它会打扰你的生活,让你想到一些不愿想起的事情,让你沉溺在过去。钢琴曲里含着的情绪,就像一枚定时炸弹。每次弹琴之后,我都会想自己以后再也不要碰它。我放松了牵着亚伯拉罕的绳子,但它没有跑走,依然在我身边,带着几分困惑看着我。对于突如其来的自由,它有几分不知所措。
我理解它的彷徨。
我环视公园四周,看着一个牵着狮子犬的男人正在小心地把屎铲进塑料袋里。松鼠在几棵树之间蹿来蹿去。太阳落山,掩映在云层里。亚伯拉罕确认我不是要遗弃它之后,放心地从我身边跑开。
然后我看见了她。
一个女人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正在看书。我认出了她,其实这挺难得的,因为我很少会记住什么人。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太多的面孔,但我一看到她我就想起来,她就是我在达芬妮办公室里,从窗户看到的那个法语老师。她很特别,她是完整的自己,足够从人群中让人一眼认出。我不是说她的打扮(灯芯绒夹克,牛仔裤,戴着眼镜)特别突出,当然她穿得很好看很得体。我的意思是,从她放下书看公园的方式,从她鼓起嘴、闭上眼睛、歪着头迎接阳光的样子,这些简单的细节,就很与众不同。我看向别处。在公园里一个男人打量一个女人这么久太失礼了,虽然现在已经不是18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