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15/23页）

戈拉闭嘴不说了，他垮了。

“死亡！这就是你的同胞所代表的事业。我一开始相信，他既不熟悉城市，也不熟悉道路，他弄混地址，他迷失方向。我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解脱他对方向盘的顽念，我对他说到了小意大利，那个街区，他在那里窥视着那正窥视着他的死亡，他……还说到卡斯帕尔·何塞，布莱希特，维尔纳剧团，卡夫卡，随便什么。我是历史学家，但我也是读者，当然，还不光这样。让他驾驶中分神？不，谁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了。他瞪大了眼睛，行驶在一片混乱中，但他走了神，在地狱或在天堂。刀枪不入！他走向了盲目，慢慢地，以一种极慢的速度，小心翼翼地，在恐怖中。他的脚总在寻找踏板。眼睛放电，祈祷着。纯粹的恐惧状态。纯粹状态，先生！”

戈拉心里暗暗准备着问题，但阿瓦建滔滔不绝地毫不停口。

“让他说说他知道的事。给予他力量？没有现成的办法。”

他笑着，阿瓦建院长，他哈哈大笑，很高兴战胜了死神。

“加什帕尔这家伙，你知道，毕竟是一个很……”

“神奇！你是想说他很神奇吗？一个奇迹，是的，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我靠奇迹逃了命。他，不在乎。对我，对他，对汽车，对纽约：一场表演，仅此而已。灾难之前的表演。灾难的表演。”

历史学家无法忘记那次经历，他不让自己被这个死气沉沉的剧本所忽悠，兴许，他已经多次地叙述过了那个故事。

“你给他的名片代表了……”

“感谢信！报偿。下一次，他应该把它还给他的老板，死神。一种金钱的报偿，无论有多么重要，都将是庸俗的。”

“那么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再见他，要……”

“再见他？作为步行者……作为步行者，戈拉先生！作为步行者，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准备好的？被迫的呢！我就是这样看事情的。良心问题，我忘不了，奇迹是无法用别的方法补偿的。”

没有人会比贝德罗斯·阿瓦建本人更好地为彼得的事业辩护，没什么好补充的，得让他耗尽他那无穷无尽的讲演。

“我曾经，你明白的，处于试验戏剧、试验历史的中心。另一世界的伟大经验。证人和试验品。不到半个小时，死神就吻遍了我全身，到处都是。我无能为力。可我毕竟还是逃脱了！但这方向盘前的疯子，他，一点儿都没有救命之板，肯定！现在，或是过一个小时，或是明天，一场浩劫，一颗原子弹，一场全球性地震，一场宇宙风暴，将出现在他的道路上。肯定！该不该报告警察，报告出租车公司，或者立即录用他来学校？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样，总是很匆忙，我急于到达伦敦，开一个关于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大会，我要主持会议。尽管逃过了死亡，我还是没有忘记，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到伦敦。我总算赶到了。”

“这么说，加什帕尔会……我在想，他是不是会给你来电话，”戈拉大胆地插话道。“他留着你的名片，我知道。他很可能会……”

“他是不是活着！是不是还活着！奇迹是不是又发生了。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和任何一个理智者的理解力。我准备做无论什么事，教授，为一个像他那样刀枪不入的人，我准备做一切。我要聘用他，来给大学生们教神秘科学！巫术，魔法，星相学？”

阿瓦建院长很为他高兴，笑了。兴奋之余，无疑是为了完善这一可怕插曲故事的幽默，他向奥古斯丁·戈拉要了一封为彼得·加什帕尔而开的介绍信。

在戈拉的书桌上，有一块垫板，上面堆着一大摞关于彼得的笔记。黄色、白色、蓝色的纸。戈拉喜欢在这些彩色纸上迅速记下种种想象和现实的事件，种种想法，还有种种材料，指望有一天能给他的练习派上用场。他以笔名跟好几家流亡报刊合作，撰写简单的、嘲讽的悼念文章。他从那些死者还活着时就开始作仔细的准备。然后，他为他自己的这些贡献拉开间隔，却又不完全放弃。尽管作了长期研究，他的文章却都非常短。对一段传记作一个简短的注释，它收集了那么多的东西，为的是消耗它们？恬不知耻的轻浮，对无法避免的残暴的纪念。

众死者值得一种更多样化的纪念，而不仅仅只有一种对他们看得见的生平的官僚主义简述！必须不仅写下死者曾经所是的，还要写下他本该所是的，但那些潜在的可能性，等凡人一死，它也一样，化为了乌有。那一切，他只在头脑中盘算过，他仅仅描绘了粗样而未尽情展开，他甚至没有勇气来承认。私密的生活，常常还是无意识的，边缘的，转瞬即逝的，时间与空间逃离了即刻。

戈拉教授就是这样开始投身于某些勤奋的计划的。

跟阿瓦建谈话之后，彼得·加什帕尔RA 0298的卷宗并没有马上就打开。戈拉更希望稍稍推迟一下：如果两星期后彼得还活着，那么好，就奖给他一份黄色卷宗，如他长久以来就配得上的那样。

最初的笔记要更旧一些，然后就是与阿瓦建的谈话。已经有了写给后者的介绍信副件。

在一个超现实主义国家，彼得·加什帕尔曾是一部小作品的作者，因为它是一种滑稽的模仿，另外还是一部陌生的杰作的作者——因为作品没写出来——一个崇拜者小圈子把这作品说成是他的，实际上，仅仅这样说还远远不够。这部作品存在着，既然任何一家文学咖啡馆都承认它，但人们无法证明它，兴许这都没有必要。加什帕尔在报纸上关于体育、演出、集邮展览或者赛马的短文，只是在悼文中才值得一提，而不是在信中。戈拉满足于在介绍信中强调彼得在困难时刻的沉着平静，对露德米拉的这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如此惊愕的表弟表达一丝亲切感，另外还对乘客阿瓦建——当时他遇识了试图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肯尼迪机场的那个司机——的嘲讽精神作一下隐秘的影射。他没有忘记为加什帕尔的父母亲，著名的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保留一个段落，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幸存者的儿子拒绝接触的一个章节。身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纪念大会的主席，阿瓦建对如此的一个细节当然十分敏感了。作为结尾，他提到了这位移民的智力和教育学潜能。